2022年伊始，世人们像以往一样，对新的一年充满各种期盼，希望能够摆脱种种不幸，面对美好的未来。新冠病毒已在全球肆虐两年，抗疫大战继续在全球范围展开，疫苗接种战略也正以不同速度在各国推展。新的一年里，人类能否摆脱已经夺走数百万条生灵的新冠病毒这尊瘟神？除了疫情，全球还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如何展望新的一年？对此，我们连线到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 法广：首先，请谈谈，您认为2022年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夏明：我觉得我们在做任何决策的时候，应该有一些前瞻的意识，无论是短期的、中长期的、还是长期的。我记得就像在八、九十年代，以前在中国，大家非常热衷于读的“第三次浪潮”，或者是“大趋势”等等。 我们看看2022年人类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我认为还是目前正在深化的新冠疫情的加重。因为新冠疫情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三年。而目前来看，疫情要在短时间内消失，情况还是比较艰难，尤其是落后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因为现在毕竟他们的防疫、接种疫苗的、打了第一针的，大概只有10%以内。所以这个防疫的任务还非常地艰巨。那么发达国家现在你可以看到，它们的一个主要防疫政策是：压平曲线、进行群体感染，有一部分人，只要是能够获得疫苗的免疫力，或者获得感染，等等。所以目前来看，发达国家的情况还是比较糟糕，但是，你可以看到，无论是重症、还是死人都在减轻。所以未来主要的问题，其实还是穷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它们面临的新冠疫情还是没法完全控制。 另外，中国也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中国的防疫要“清零”，这样让中国的人群其实没有群体的免疫力。而目前来看，中国的疫苗跟西方国家开发的疫苗相比，基本上是一种失败。所以说，中国未来的防疫可能会出现反弹，也就是它所谓要“趋零”的政策，可能恐怕不可持续。这种挑战会带来什么呢？尤其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已经延续进入到第三年。所以我觉得会带来一种全球的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失序，各种危机会加重，我觉得人类社会会遭受一个非常大的磨难。当然因为有很多人也在谈论：是不是我们走到了最后的灭亡、灭绝？当然我没有那么悲观，但是确实是说，2022年，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的许多人群会重新经受饥饿。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有两个问题：作为个人来说，谁能够生存下来、能够比较好的生存下来？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另外，对国家来说，面对着几重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还会深化：哪一种体制最后能够胜出，这恐怕是2022年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法广：新的一年里，中美紧张关系能否得到缓解？ 夏明：中美紧张关系会不会缓解？我们首先想想还有没有可能会恶化、紧张会继续上升？这两种可能现在都有。因为中美关系非常的紧张，但是两国在2022年有一些内部的因素，会使得两国相互把双方的关系放在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你如果看看中国，习近平在迎接他的二十大的召开，尤其关乎到他会不会终身任职的问题；在美国，拜登第一年任期已经结束，美国也在检讨去年的1月6号冲击国会的事件；拜登现在也遇到经济或者疫情继续的困扰，美国11月份也要进行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往往对执政党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考验。如果拜登失去了对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恐怕美国、美国的政治和社会都会陷入一个更新的混乱和动荡。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国家在面对着国内重大的议题的时候，我相信都是忙的已经焦头烂额。所以大家要使得双方的双边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也不会是太大。有人担心会不会2022中国就入侵台湾，这有没有可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恐怕习近平还不会一下做这么大的举措。所以我觉得中美关系可能会像现在这样持续下去，实际的冲突恐怕不会在未来一年出现。但是也没有太多的缓解的可能。因为既使中美两国的经济界试图再继续合作，美国的华尔街也试图在中国继续增加某些投资，但是从目前来看，由于两个国家出现了这种大家在脱轨、脱钩（decoupling）的情况。我觉得中美关系也没有真正得到缓解的可能。 法广：中国将在2月1日迎来传统佳节，随后北京冬奥会马上就要举行，随着虎年的到来，以及冬奥会的举办，您认为北京将有哪些期盼？并可能面临怎样的潜在风险？ 夏明：我们知道，北京一直非常重视冬奥会，它打着“北京是唯一的一个同时举办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这么一个城市”，而且我们也知道，中国政府习惯于用奥运会来开展它的奥运外交和它的奥运宣传。这种奥运外交，也就是像万国来朝，给中国、尤其是给习近平，在他要寻求二十大继续终身任职，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他希望把这个事情做好。另外可以看到，冬奥会跟中国的春节正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习近平希望要维持一种祥和的春节来彰显他的执政的英明和伟大。应该说，习近平对冬奥会有许多的期盼，（无论）他在对老百姓彰显他的执政的功劳，还是向外宣传他的合法性，(以及）通过这种民族主义来提升他的凝聚力，同时向国外传递某种信息，或者也利用冬奥会进行某些外交。当然他会做很多的事情，但是这里面风险也非常大。因为我们看到日本在去年刚举办完夏季奥运会，所以已经有许多的风险。中国也在批评, 认为日本举办这个奥运会就有风险，其中一个风险，就是日本现在也在经受新冠疫情的感染，（疫情）在奥运期间确实扩大了。现在北京（奥运会），我们看到，无论在西安、还是在郑州、在广州等等，新冠疫情现在不断出现反复，在上千万人口的城市进行封城、清零，这些都是非常严峻的挑战，尤其面临冬天，如果要配合奥运、另外要配合奥运要展开的某一些外交，或者是还有一些旅游的项目，那我认为这对中国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包括西安的这些要清零，我认为跟冬奥会也都有某些关联。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中国的老百姓的民生问题，其实就提出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毕竟春节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经济的关节点，但中国的经济一直有问题，现在面临着第三年的新冠疫情，如果再有各种封城、包括为了迎接奥运继续进行、设置各种关卡，让老百姓流动会更难的话，这里面涉及到民生问题和社会防控模式，会不会带来某种张力，引发社会冲突的问题？另外我们也知道，有这么多外籍的运动员、还有些官员来到北京，中国的这种防疫模式，如何能够被外国运动员所接受？这里面有没有可能会出现某些冲突或者引发各种事故？这也是我所非常担心的。所以我觉得，奥运会潜在的风险确实是蛮多的，我替主办城市和主办国捏着一把汗。 法广：为什么北京面临这么多的潜在风险却不推迟本次奥运会的举办？ 夏明：是，我们知道，因为中国举办奥运会，它作为一个重头戏来看，就是整个政府、尤其是北京和周边几个合办的城市，它们的中心工作，就变成了围绕着奥运来办的，所以它并不是就像日本这些很多还是由民间或者地方政府来主办，所以它可以容易进行某一种推迟。但是中国的整个计划经济模式留下的这种遗留的影响、还有中共喜欢的举国体制来办大事的做法，也使得它灵活性就非常的差，中国要进行这种微调就变得很困难。 法广：随着今年秋季中共二十大的召开，习近平是否能够成功连任进入关键时刻。您如何展望此一前景？ 夏明：很多中国的宣传认为，习近平是百年难遇的中兴之主，习近平要引领中国在未来，不仅是他庆祝所谓的建党100周年，而且还要冲到建国100周年-也就是中共建政2049年-这个100周年。这些雄心当然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去年中共颁布的历史决议，好像习近平终身任职已经稳操胜券，已经毫无悬念。但是，我们今天来看，事情并不是如此，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其中一个最简单的就在于：我们看到栗战书在过去的几个星期突然神秘的消失掉了，在政协举办的新年的茶话会上，栗战书也没有出场，所以坊间的传闻就非常的多。另外，在中国媒体的一些报道里面就说，到底对习近平的报导和对李克强的报导的比例，习近平一直在增加。去年一年，对习近平的报导跟李克强的报导比例是十比一。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在过去的几天，突然人民日报里边、头版头条没有习近平的报道，反而是李克强或者其他领导人的报导。所以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现在当然是面临着许多的压力。首先，他自己身边的人，因为栗战书给他抬轿是抬得最卖力的，是他的同事，在河北一直跟着他升迁的。他周边的人有没有可能出大事？因为坊间一直在传闻，就说栗战书、他的女儿、女婿贪腐的等等情况。所以习近平周边的人是不是在权力的争夺过程中，被他的对手抓住了各种把柄？这个是我们可以猜测的。另外一个就是，习近平的最大的弱点，就在于经济的下滑，经济从2015年到今天已经好几年，一直在出现问题。习近平到底有没有给领导人、其他的领导人、中国的老百姓、或者是资本市场以一种信息，说他的经济能够得到好转。尤其是我们看到，防疫的目前的反弹，它外交上中国的越发的显得是孤立起来了，所以这些加在一起，对民生的影响也会非常大。 今年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中国的家庭会破产、会重新返贫。中国的许多经济企业不可能得到成长，而且可能会萎缩，甚至很多的企业也会破产。所以我认为在中国，尤其是中国经过了过去40多年，有的人认为中国人还是愚民。但是我对中国还是有一些良好的期盼。我认为过去40年，在人类社会的启蒙过程中，中国人在全球化过程中，还是开了眼，所以我认为这些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我今天对习近平能够在二十大，是不是顺利召开、顺利地停止接班、任第三任呢？我的看法还是50%对50%，我并不认为他有百分之百的稳操胜券。

全球在新冠疫情继续蔓延的情况下又送走了一年。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全球各地发生了许多改变世界局势的大小事件：从美国新总统就职，到美军撤离阿富汗，塔利班重掌政权；从多国爆发武装政变，到乌克兰危机；从中美紧张关系继续升级，到中国战机加紧扰台。。。纷纷显示着过去的一年危机四伏。 在中国，整个局势也不尽如人意。面对疫情采取的严格“清零”政策，并未能实现保存一片净土的意愿，感染病例层出不穷，病毒源头扑朔迷离；中共迎来建党百年之际，推出不同寻常的历史决议，却难掩党内不平静的态势；在香港实行全面管控，迫使十万港人远走他乡；对台则不断加大军事威胁。。。如何评判2021年的中国局势？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向我们表述了他的看法。 法广：首先请谈谈您对中国面对新冠疫情推行的“清零政策”的看法？ 夏明：对，我们看到中国新冠疫情的一系列的防疫政策，不仅是要看到中国在全球大危机的大背景下、而且是全球多种危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所以它的整个处理，必须要有科学、人道，当然也要有现实的目标，要依靠法治的原则，它必须平衡许多的关系，就是长期的利益和短期的利益，中国的个人和社会、社区的这种利益。然后还有政治的考量、经济的考量，跟国内的关系、对国际、国外的关系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我们知道，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即使是一种自然灾害、一种全部的天灾，往往都是掺杂着各种人祸的过程。中国的这个新冠疫情多大程度上是会从有天灾、人祸的混合体，最后变成一个人道主义的灾难？当然这是需要大家去考虑的。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两年以前，武汉爆发了这种危机以后，武汉的不人道的东西被记录出来，包括《方方日记》。今天我们又看到《华商报》的前记者江雪又发表了一篇，“我的封城十日志”，我们看到这种人道主义的灾难在继续发生。我记得江雪在日记里讲了这么一句话：当政府提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我要问一下：“‘我们’到底是‘我们’，还是必须被付出的‘代价’？” 这里边也可以看到，当然国家跟社会的关系、国家的权力（力量的力），跟个人的权利（利益的利），它们之间怎么样形成平衡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可以说，中国的清零政策的问题，有人认为是一个掩耳“到零”（清零的“零”）。显然是有一点虚假的，而且是用政治来指导，把这个防病、防疫、治病救人的方针，把它在国家和集体的名义下变成了去杀人、或者把病要给堵住，其实没有挽救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灾难已经出现了，我觉得这种乌托邦主义的狂热的极端思维，最后把一个天灾、人祸的东西，变成完全的政疴和人祸，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还有一点，我们看到，中国现在进入一种战争动员状态。其实我觉得这种战争动员是在掩盖执政的一种无能。它这种权力的肆意妄为，这种暴戾恣睢的做法，是对中国长期发展、对老百姓来说，其实是一个重大的伤害。 更重要的在于，现在有其他的科学的手段来防疫，尤其是如果中国最后没有达到群体免疫的最终的目标的话，中国的科学家也在警告，当全世界最后疫情消失的时候，中国可能会进入到免疫的这个泥涝地，所以到底中国最后能不能走出抗疫，现在还要拭目以待。当然，中国会说，我们的抗疫跟美国相比，我们好像是更好的一种选择。目前我们来看，恐怕答案还没有完全出来。当然 中国和美国是两极，美国完全强调社会的自治选择，中国完全强调国家的权力至上，两者之间当然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合点，恐怕这也是反思中国的抗疫和美国的抗疫，应该有的一个就像我说的：科学、人道、现实和法治的这么一个做法。 法广：中共建党百年，推出历史性决议，努力为习近平连任铺路。您如何解读此一做法？ 夏明：对，我们看到中共历史上有三次历史性决议：一是毛泽东在掌权之前、在延安做的一个历史性决议，为他未来执政铺垫道路；另外一次是邓小平出山，他推动制定了一次历史性决议，为他以后的改革开放、也就是未来的中国40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和政治上的一些有限的改革也开放了可能。今天习近平在模仿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一些做法，为自己否定邓小平的政治改革的成果，也就是“任期制”、为自己突破任期制、要做一个终身执政、而且不仅是要终身执政，而且要定于一尊的这种专制的做法开路。习近平的做法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历史性决议里边，他基本上把中国的发展历史、他可以追究成一种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历史规律。而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作为好像是百年难遇的这么一个领袖级的人物，他成了历史规律的指引者，成了历史的化身，把历史的必然性跟习近平连在一起，所以就把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连任，变成了历史的选择、历史的必然。那我认为这种做法、就认为：习近平的这种连任，作为一个领袖，能够带来中国的百年中兴。他说：他有千年的目标、千年的王国，要实现所谓的中国正在、也在实行的全过程的民主等等。他这个做法既可以在历史上可以看到，他跟邓小平、跟毛泽东都有点不一样。毛泽东是没有执政，就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邓小平的做法，其实是要制止中国共产党犯的许多错误，把中国引向了一个更推行现代化、给老百姓改善民生的这条道路去。 但是，你可以发现，习近平把党和领袖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其实是完全的颠倒了过来。所以就是说：如果从毛泽东还有点理想主义，邓小平他的这个实用主义，还有点为中国的老百姓苦难在着想的话，当然他们都会为党国着想，这是毫无疑议的，但是他们至少还有一点点所谓的为老百姓着想，毕竟他们两个还都是民族主义者。但是你可以看到，习近平今天做的，就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给颠倒过来，也就是说，人民不是他奋斗的目标，其实这个国家和人民变成他个人终身执政的一个手段和工具。他只是把他的帝国的梦想，也就是他所说的百年中兴、千年伟业，把党、国、军和人民全部绑架起来，捆绑起来以后，他成为他们的化身、成为这个历史的必然性。我认为这种做法既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当然也是反历史的，而且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在开倒车。人类历史的发展，当然需要有领袖，但有时需要有专制的君主来终结无政府状态，来把人类社会带出所谓的森林法则。但是你又可以发现，近代五百年的发展，又在终结专制者，它终结了无政府状态，也就是建立利维坦以后，它怎么样能够摆脱权力的腐败和权力的集中给人民带来的伤害。为了终止专制者带来的困境，就出现了民主共和制。 现在习近平当然面临着各种挑战，但是各路的挑战，不是说再回到秦始皇、秦汉时代，继续用专制者的方式解决问题，如果这样可以解决的话，他可以回到更早、回到埃及的法老时代。因为埃及的法老时代就已经建立了伟大的金字塔。所以今天的人类社会，当然不可能是回到两千年前、或者五千年前。今天的人类社会应该更多地往前走一步，不仅要终止我们看到的乱、或者无政府状态，而且要终止权力的滥用、官员、领导人的腐败，这里面只有在民主自由和民主共和国里面能够找到解方。所以我认为，习近平的做法基本上是反动 、而且是缘木求鱼。 法广：香港推出“国安法”一年多时间后，如今实现了“爱国者治港”的基本目标。十万多港人选择离港，这意味什么？ 夏明：我们知道，习近平跟他的爸爸习仲勋制造了两代人的集体逃港。习仲勋在广东任省委书记的时候，是广东人要越过-当时深圳还没有完全建立-往（深圳）这边进入到香港，有时也是几万人这样逃，后来跑到香港也是几十万人。现在有10万人逃离香港，不是从广东逃到香港，我认为这有非常大的讽刺意义。这里面有几个值得解读的：香港基本上也是一个拔腿就跑的人、流亡者的天堂，因为国民党溃败以后，许多的商人从上海或者其他许多沿海地方逃到了香港，而香港在整个回归大陆的全部过程中，也有许多人逃离、进入到其他国家。因为香港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就在于它有许多人有双重国籍，使得这些人就有非常多的灵活性和选择。我认为，现在这一波的集体逃离香港，当然就反映了中国大陆的政策、尤其是国安法的推行以后，给香港人造成的一种恐惧。因为香港人之所以珍惜香港这个地方，是因为香港跟内地是有差异的。但是当国安法实行以后，中国政府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就开始已经收紧，就已经废除这些。对结社自由、集会自由也在打压，关于结社，你可以看到，所谓的这次大选、投票选举，只有爱国者能够参与，就把结社自由给破坏了，所以选举自由也基本上给破坏了。这次选举投票率只有30.2%，也就是达不到三分之一，从2000年以来，香港投票率最低点 也就是40%多，所以从这种发展过程中，当然反映出了香港人不仅是担心现在失去的一系列自由，而且他们也担心，香港下面还可能会失去的自由，就是司法的独立、宗教信仰的自由，甚至香港的市场经济，现在面临着北京这边许多中资的这种扩张、这种威胁，所以我觉得香港人逃离香港，就意味着对所有这些基本的制度和价值观的丧失的恐惧，对中国大陆的治理的不确定。当然，如果我们看到这种发展，香港本身其实是非常需要人才，因为香港毕竟是一个贸易转运和金融中心，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金融地位、在全球经济地位也在下降。有人说，香港的衰落、拱手的把亚洲的金融中心送给了新加坡，所以我觉得香港目前的处境确实是影响非常大的。 法广：您如何评判2021年中国的总体局势？ 夏明：对，中国2021年的总体局势，就像我刚才讲到，它是在全球大危机和全球多重危机叠加的情况下的一个发展，有中国自身的内在逻辑演变的各种危机，同时又跟全球的危机形成一种交替的感染。所以我觉得，中国2021年总体情势是非常的糟糕，这里边，不仅我们看到灾难的发生，往往有不同的灾难，像地震、四川地震，它是一个局部的，可以是短时间的，可以恢复，或者其他地方还没有受影响；干旱和水灾影响要大一些，可能会让人失去民生，因为农田这些可能被毁。今天的新冠疫情，是全球的、它危害性更大，它现在给经济已经带来了两年的重创。今年来看，好像还会继续在危机之中。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过去，尤其在2015年以来，经济上的行走都是非常的困难。习近平他现在最头痛的就在于：怎么样把经济给稳定下来。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总体形势，无论从执掌权力的统治者角度来看是非常糟糕，从家里的老百姓现在民生的艰难，我相信也是非常糟糕，所以我认为经济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经济使得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恐怕都会受到影响。 但是我想说一下，就在悲观中也应该看到希望，因为我在十几年前写过一本书，《中国的人大和治理》，也写过一本《政治维纳斯》，我就认为2020年以后，中国会有二十年的民主化的时期。因为只有中国的老百姓受到了刻骨铭心的伤害，只有中国的经济经过了四十年的成长，让中国的老百姓无论在教育程度和在追求方面都有急剧的提高以后，当中国的经济出现下滑，就是我们说的“J曲线 ”( J Curve)，这个“J”在上升的时候，很难推动民主化；但当这个“J”进入到平台的时候、或者往下下跌的时候，往往是民主化的最好的时机。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历史当然现在是一个好的方向和一个恶的方向在进行竞争，是好的一批人在推动中国走向一个新的方向，而恶的一批人现在想把中国拉回一种返祖现象。所以总体局势，从我的角度、尤其从过去二十年对中国的分析，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中国的发展、恐怕历史命运会给中国人带来某一些升级。

中国网球明星彭帅11月初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曝出被中共前高官张高丽性侵事件后，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并掀起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声。随后，彭帅便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50多天。尽管在此期间，时有关于彭帅一切安好的消息及画面流出，彭帅的安全处境仍然引发高度质疑。12月20日，彭帅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的一篇采访中，推翻了曾遭性侵的说法并否认自己遭到软禁或被迫发表任何违背意愿的声明的猜测。然而，彭帅的亮相和发声并未能解除人们对其处境的担忧。如何看待彭帅事件？此一事件与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有着怎样的关联？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表达了他的观点。 法广：外界非常关注的中国网球名星彭帅在隐匿了50多天以后首次发声，否定性侵的指控，您对此怎么解读？ 陈破空：彭水现身并首次发声，否定“性侵”，说她从来没有写过“性侵”，她没有否定她的微博7000字的内容，她否定说有“性侵”的指控。那么有几种说法，一，就是她在她7000字的微博中，没有提到“性侵”二字；二，关于性侵，在中国、或者是国际社会，有不同的理解。在中国，可以描述成说，由于受到了张高丽的一种诱惑、逐渐陷入了一种很奇怪的、或者说病态的感情。所以在整个中国人看来，好像看了微博，是某种跨年龄的、跨40岁年龄的一种病态的感情，病态感情的纠葛。她可以说不当成“性侵”，或者说她没有意识到，最早阶段就是“性侵”、由“性侵”演变成了这么一个过程。而她的微博中也讲到了，当几年后他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张高丽几乎是胁迫的、不仅跟她做思想和政治工作，还让老婆去把门望风，然后她在又哭、又怕、又惊吓中，他们又发生了这种很不正常的关系。所以事实上，在国际社会的标准，在Me Too运动中,这就是一种性侵。 另外，她否认是“性侵”，也是用她的露面、她的发声本身，就是在中共的监督下、或者是安排下。所以，她必须否认“性侵”这个说法，否则，没法给张高丽下台，也没法让中共下台。 法广：彭帅与姚明等人在上海出现，与新加坡早报记者的相遇是不期而遇，还是事先安排好的？ 陈破空：很明显，看上去好像他们想制造一个不期而遇的现场，事实上是安排好的。因为疑点太多。不管是彭帅、还是姚明，还是其他什么乒乓球冠军，他们几个都是在世界上的A级运动员，甲级运动员。他们不可能是随便有人就可以接近的，这是一点；第二，就是当新加坡记者出现的时候，彭帅的反应是说：哦，你在录视频是吧？这个话说起来很假，因为一般人突然被人录视频，都会感到不舒服，况且又是彭帅。作为世界冠军，一个敏感人物，突然有人对着她就拉来录视频，她能够随便接受吗？所以这就说明是事先约好的，只是用一种掩饰的口气来说。再有，新加坡这个记者在提问，都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都已经知道她在这里，然后经过一种设计。从整个对话来看，就非常可疑，再加上他们找的不是西方媒体、也不是港台媒体，因为这些都是中国所信不过的。而新加坡的左派媒体《联合早报》有可能跟中共合作演一场戏。而演戏的时候，这个记者已经被人看出，他的身份，实际上早先是《联合早报》的记者，后来已经不当记者了，他已经在上海做其他的业务了，突然又以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身份出现，也就是临时安排的一个角色。 另外，这个记者，说是记者，但是拍摄的角度看起来很不专业。还有就是彭帅身边,不仅有姚明这些运动员假装陪同，其实还出现了几个黑衣人。一个最可疑的人叫丁力。这个丁力就是假装以彭帅朋友的身份，在前段时间发了一些视频和一些相片、或者是电子邮件，帮彭帅去解释。事实上，根据对中共政策运作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就是国安部的特务。所以丁力这个特工出现在身边就很不寻常，这说明彭帅是在层层监控之下，所做的这么一个有意安排的一个亮相和发声。 法广：彭帅现身并发声，国际社会是否相信她是安全和自由的？ 陈破空：我想国际社会都表了态，不光是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的主席西蒙，还有其他世界各类媒体的表态，纷纷认为，人为的痕迹很明显。安排彭帅，前段时间是有视频、有相片，但是却没有她的声音，即便是跟国际奥委会通话30分钟，也没有声音，就很可疑。这次她发声了，在经过了50多天，终于发声了，让国际社会更加忧虑。因为很显然，似乎中共做了这么久的思想工作，才做通了彭帅，可能是软硬兼施，让她说话的时候该怎么说，但是尽管这么说话，仍然是漏了很多的破绽，所以让国际社会更担心彭帅的安全和自由，就说明彭帅，就像这个采访中所说，问她能不能出国的时候，彭帅支吾其辞的说：一方面说有疫情的缘故，似乎现在不是出国的时候；另一方面说，如果不是体育赛事、是出于要解释的原因，为什么要出国呢？事实上，她回答的就是她现在不能出国，所含的信息就是受到监控，她不可能出国。后来记者又问她说：你在家里能够见朋友吗？是否有外出？参加什么活动、或者有爱好的时候，彭帅就马上说：这个我下次再说吧，下次再分享。实际上，这个暗示就是：她受到某种软禁，就跟之前一些记者的曝光，还有胡锡进的介绍、丁力的介绍一样，说：她在家中是自由的。什么意思？在家里走来走去，但是并没有说：在家以外是自由的。就说明受到了监控。这次彭帅的亮相和发声，并没有解除外界的疑问，就是她受到的软禁和监控。尽管她在谈话中有否定，说到监视（问题时）说：干嘛要监视呢？事实上，她受到的软禁和监控是非常明显的，反而通过她亮相和发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这让国际社会对她的安全和自由更为担心。 法广：彭帅再次出现，但是她以及记者都没有提及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您认为张高丽目前处境如何，中共会否对其进行查处？ 陈破空：对，这就是彭帅这次现身和发声的一个重大的疑点。如果说，是跟新加坡记者不期而遇，然后提问的话，那么作为一个记者，很自然地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事情有两个主角，有男主角、女主角；那么，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是当事人的一方。作为记者本人，显然就会问到、提到张高丽这个名字，也会问到张高丽的情况。如：你认为不是性侵，你跟张高丽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你怎么看待这个人？或者说，你用了7000字的博文来揭发他的事情，那么你现在怎么看？这是一个记者的本能，很自然会提到的事件。但是，新加坡记者避开了，根本没提，就跟中共的党媒、党报完全不提张高丽的名字一样。因为张高丽的名字跟彭帅的名字，在国内都是禁搜词，连“网球”、“副总理”都成了禁搜词和敏感词。所以所谓的新加坡记者就避开了。这就说明，这是中共官方跟这个所谓新加坡记者演的一场戏，合作的天衣无缝。而且这里面可以看出，彭帅的样貌也大变。彭帅一个半月、50多天没有现身，或者没有发声，发声之后，人们看到的根本不像以前的彭帅，她眼眶是黑眼眶、两个大黑眼眶，显得很劳累、压力很大，心力交瘁，整个人瘦的脱形，头发也很少，跟以前大家看到的靓丽形象判若两人。所以这次她亮相发声之后，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的主席西蒙说担心她的健康。以前说，担心她的自由和安全，现在在这个之上，又担心第三件事，担心她的健康。因为她的健康明显不如人意，而30多岁也出现了不仅是黑眼眶，还出现了眼袋。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到她处境不佳，而整个一问一答的过程中，对张高丽的名字避而不提。这就显示了中共的意图，中国当局就是希望避而不提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张高丽的名字。所以记者也没提到，彭帅也没提到。这使人感到疑问更大。 至于说中共会不会查处张高丽？应该说希望很渺茫，本来按道理来说，中共为了北京冬奥会的顺利进行，应该说，党内有党纪、国法，完全可以有任何的条目都可以查处张高丽。即便是按照 “违法失德必究”，任何人都不能例外。那么先不说你违法，你就是失德，至少党纪可以处理他，你乱搞男女关系，还有老婆把风，严重的败坏党内形象，都可以查处。但是中共完全没有查处的声音，这说明张高丽在党内有可能是支持习近平的一方，所以习近平就放他一马。因此查处张高丽的可能性很小。当然也不排除这种戏剧性的可能。如果说北京冬奥会举办前夕，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抵制，如果中共真要让北京冬奥会顺利举行，来个戏剧性的动作，党内各派的斗争达成一致，抛弃张高丽、牺牲张高丽、成全北京冬奥会，这种戏剧性的场面出现的可能性有，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小。 法广：彭帅11月2日在微博上贴出长篇博文，您认为这是彭帅的个人行为，还是一开始就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反应？ 陈破空：我是非常关注中国高层权力斗争的。但是，这个事情一出来，我就判断：并不是来自于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而是来自于彭帅个人的境遇、个人的控诉和个人的诉说。但是这件事情倒过来，会影响高层的权力斗争。因为张高丽，他政治光谱属于江派，而江派又分成两派。一派是挺习的，一派是反习的。如果张高丽是反习的人物，习近平就会借用这个机会，把张高丽打下去，也算是习近平报复，或者是对江派的一个打击、或者重创，有利于习近平的权力巩固；但是，如果张高丽是挺习的，是为习近平抬轿的，习近平不可能忍痛割爱，因为习近平正在争取明年连任。这个时候，他需要党内各方的支持，包括政治老人，他就不会对张高丽下手，后来证明果然如此。张高丽原先先给江泽民抬轿。在2018年修宪的时候，又给习近平抬轿。而习近平最早受到江派的支持，在江派中，张高丽是挺习的一方。这就是习近平当局对张高丽不予查处、甚至层层庇护的原因。宁愿牺牲受害者-彭帅，也要去保下他们所谓的政治老人张高丽，所以这是中国政治的黑暗，也是倒过来影响中国权力斗争的这么一个事实。 法广：再过一个多月，北京冬季奥运会就会开幕，国际社会有不同程度的抵制之声，彭帅事件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北京冬奥会？ 陈破空：北京冬奥会本来就面临国际社会的压力和抵制，因为在彭帅事件出来之前，由于新疆的集中营、人权破害、还有香港被习近平和中共背信弃义、砸毁了“一国两制”，背弃了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了国际法。现在国际上都提出，应以国际法就可以对中共提起起诉，再加上中共在香港搞这个伪选举，完全违背香港人民的意志，而香港人民多数抵制这次选举。大多数都出游，使这次选举（12月19号的选举）门可罗雀，投票站冷冷清清，都显示中共在香港所做的，不仅违背了香港人民的意志，也违背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的人权理念。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冬奥会本身就蒙受了阴影。但是彭帅事件的出现，形成了一个风暴，“彭帅风暴”，可以说给北京冬奥会带来了致命的一击。或者叫做“压垮北京冬奥会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国家开始相继宣布外交抵制。还有像国际女子网球协会退出在中国的赛事和在中国的活动。这都是对北京冬奥会的直接打击。这都显示：彭帅这场风暴、这种压力，不亚于其他人权事件，是新的一个人权事件，因为作为彭帅、作为受害的一方，她发声、要求控诉、控诉张高丽对她这种身心的摧残和背弃，但是她没有得到一个申冤的地方，她本人却相对的失去了自由、受到监控、受到软禁，这就是一个新的人权问题、一个重大的人权案例，而且中共的这些解释、发视频、发图片、或者让她什么时候现身、出现而不现身、最后又让她现身说话，都给外界塑造了一个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的形象。这不是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塑造，是中共自我塑造国家恐怖主义形象。这种国家恐怖主义让各国不寒而栗，所以很多国家都在呼吁说，不要仅限于“外交抵制”，运动员都应该抵制，因为各国运动员去了北京，不见得有安全感。既然彭帅不安全、既然有外国人被扣为人质的情况（加拿大人、美国人），这些各国运动员去了北京是否安全？都让各国表示怀疑。所以显然，彭帅这次亮相和发声，如果中共不追究张高丽、不解释彭帅跟张高丽之间的事情、不解除对彭帅完全的软件或者监控、让她有出国的自由、有出家的自由的话，我相信，这个阴影不可能解决，也就是说，压在北京冬奥会上的这块疑云无法消散，甚至有可能会给北京冬奥会构成进一步的致命打击和重创。

任职德国总理长达16年、深得民心的默克尔于12月8日正式告别政坛。12月2日，在为其卸任举办的官方告别仪式上，默克尔概括了自己执政16年的政治生涯称：过去的16年，是"充满不寻常经历、也经常是充满挑战的岁月"，是对她"政治和人性的考验"，同时也令她"倍感充实"。  作为德国第一位女总理，默克尔执政16年构成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一个传奇。她引领德国和欧洲应对、解除了接连不断的危机：从全球金融危机到欧债危机、从难民危机到乌克兰危机、乃至疫情危机。。。默克尔的影响无处不在。如今，这位活跃在政坛长达１６年、享有“铁娘子”之称的德国总理的离去，将对德国和整个欧洲留下怎样的空白？如何评判默克尔执政的16年？默克尔给德国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对此，我们连线到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理事会主席廖天琪女士 。 法广： 默克尔执政16年，她应对的最大挑战以及在德国做出的最大政治手笔是什么？  廖天琪：16年前，默克尔夫人接下社民党施罗德的总理位子时，德国经济正处于底谷，失业率高居不下，但施罗德总理在任上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方案来舒缓大量失业和经济萧条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哈茨方案（Hartz－Konzept ）。到默克尔接掌的2005年开始，该方案逐渐生效，发挥作用，德国经济日间回升，失业的情況得到改善，可以说默克尔是前任改革的受益者。因此她虽然是基督教民主党的主席，但是担任总理之后，她的许多经济和社会政策都跟社会民主党更为接近，也就是说对于社会平民大众的福利和权益十分照顾。 1989柏林墙坍塌，次年东西德统一，老总理科尔也可能出于「政治正确」，立即提拔这位刚加入基民党不久的年轻东德物理學者、一个单纯的基督新教牧师的女儿，让她立马当上青年和家庭部长，那年她才37岁，完全的政治素人。说白了科尔是拿她当个招牌、幌子，证明自己多么重视平等对待东德人，多么信任年轻人和女性，为此赢得人们的好感。 那时候默克尔被称为「科尔的小女孩」。经过10年多的历练，「小女孩」鲤鱼跃龙门，快刀斩乱麻，摆脱当时因政治献金案缠身的科尔，跟他划清界限，并挑战当时主政的社民党总理施罗德，后者不得不提前推出信任大选，结果败北，51岁的默克尔，一名东德的科学家当上了统一德国的总理，一做就是16年，几乎是战后德国执政最长的国家元首。 默克尔开始执政时，周围不知有多少男同胞，主要是她自己党内的同袍，想把她推下宝座，但是她处惊不变，不声不响把对手一个个「搁浅」，让他们自己犯错误而下台。就像她推荐老跟她做对的同党人伍尔夫（Christian Wulff）做总统，结果此君自己小儿科，阴沟里翻船，为了「贪污」几百块欧元（当然也有其他原因）而灰溜溜下台。 默克尔在政治上面对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利」和「义」之间寻求平衡，也就是「经济利益」和「道德理念」孰轻孰重的问题。作为大国的掌门人，她必须跟大企业和经济学家处理好关系，彼此配合协调，但是经济原理往往跟公平、正义、人道这些理念背道而驰，那么如何取得一种合理的妥协就是最高艺术。从她的出身和前期处理人际和事务的方式来评论，她是个有原则、理性、有度量、讲道义的政治家，但是在其位谋其政，在位久了，她有时候不得不在道义和原则上做一些退让，这就是一般批评她在同专制政权如中国打交道时，采取经济务实，人权务虚的「绥靖」政策。但是她的大度和耐性令人佩服，普京前些天在她卸下总理职务时，称赞她说，即便在双方针锋相对，敌我对垒之时，默克尔都始终保持冷静，并且尽量公平地寻求对话的途径来化解危机。这是非常高的评价。 默克尔解决危机的大手笔有好一些，您上面都提到了，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日本核污染危机、难民危机、跟极权国家如俄国、土耳其、白俄罗斯、中国等直面相对的危机，还有新冠疫情危机，总体来说她都处理得很好。 法广：默克尔执政的16年间，也受到一些非议。尤其在2015年处理难民危机的方式引发诸多质疑。当时甚至曾有批评指责默克尔“执政失误”。时隔六年后的今天，回顾默克尔当时的做法以及随后难民融入的情况，您认为，应该对当时的处理方式做出怎样的评判？ 廖天琪：默克尔于2015年大手笔，甚至可以说擅自作主地打开边境，让叙利亚难民潮水一般涌入德国。这并不是她的天真和基督教的慈悲令她如此大胆。首先她知道很多因战争而选择流亡的叙利亚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而德国社会正需要人力资源，当然让难民入境是不能挑选的，甚至还让老弱妇孺先行，但是涌进德国的大多数是青壮年男子，她认为德国社会有能力「消化」这些新移民，年幼的就给他们好的教育和培训，年长的培养他们的语言能力，能很快融入社会，年老的弱者就让社会养起来。她当时说的一句话是：wir schaffen es——我们做得到。由于她这种魄力和气度，竟然把德国人内心那块柔软的地方触动了，当时全国掀起了一种「欢迎文化」（Willkommenskultur）,就是对外来的移民／难民，认可他们的文化、宗教、语言，对他们开放胸怀，救助他们于危难之中。当时整个德国社会都调动起来，许多家庭自愿收养难民小孩，无偿地为他们筹款、募捐实物，义务当他们的语言教师，教他们德语和本地的风俗习惯，当时成了一种全民运动。 当然事后发生过好一些难民「恩将仇报」的恐怖行为，包括强奸、恐袭、性侵的事件，让人心寒愤怒。但是总的说来，这么多年过去，当初那一百万多数来自伊斯兰文化的移民，如今有不小的部分已经融入德国社会，促进了德国社会进一步的多元化。默克尔这一个大胆的政治决策，是人道主义的大手笔，也为德国在国际社会上赢得了赞誉，多多少少冲淡了人们对纳粹德国残暴历史所残留下的负面印象。 法广：您如何看待关于默克尔对华采取「绥靖政策」的指责？ 廖天琪：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研究员Eric Brattberg 指出：默克尔中期以后对中国的重商多边贸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就是「德国第一」的策略，跟后来川普渲染的「美国第一」一样，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其实默克尔初上位时，跟前任的施罗德那种谄媚中共的态度很不相同。她相当强调人权议题，声言这是不可回避的。她初期访华时，都跟底层的异议人士见面，像《中国农民调查报告》的作者陈桂椂／吴春桃夫妇，她也在社科院发表「人权演说」。2007年，她又在总理府接见达赖喇嘛，引得北京大为恼怒；那时她备受本国企业界人士的责难，2008年，北京奥运会她也没去。此外，她还坚持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运，那时候双方关系很是紧张。 2008年全球爆发的金融海啸，让欧元陷入危机，她开始转变态度，寻求跟中国纾缓关系，加强经贸的往来，特别是要为德国汽车工业打入中国的广大市场，她相信「以商促变」（wandel durch handel ）的理论，认为中国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专制体制会逐渐转向民主的方向。她的亲中态度得到回应，德国的汽车和化工行业在中国大发利市。随着时间的推移，默克尔在人权议题上态度也变得模糊了。反之，在对华贸易上，她力挺中国，反对欧盟2013年的「反中国倾销太阳能法案」。当然那时候美国还跟中国交好，欧盟也十分亲善中国。 习近平掌权之后，默克尔自然明白习近平的专断决绝，近年来的战狼外交令人厌恶，但是美国川普的粗暴和恣意妄为，可能更令民主盟友齿冷，所以她始终维持着同中国的友善管道，在去年年底，趁德国还是欧盟轮值主席的最后时机，把谈判拖延了七年之久的欧中投资协议签署了。然而，今年年初，中国和欧盟 之间为了维吾尔人权议题相互制裁，该协议暂时搁浅，但是稍待时日，还有可能逐渐落实生效。 默克尔对共产专制政体了如指掌，她如此「与狼共舞」自然不是出于天真，也不只是投机，而是顾全总体的协调，避开冲突，希望能从对话妥协之中，化解症结，寻求解套。对于德国甚至欧洲来说，她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对于一个人权工作者来说，我感到有些遗憾，她没有为中国的人权伸出道义之手，虽然她在幕后也的确为中国异议分子做过一些事，但显然是不够的，如果她做得更多，刘晓波就不会死。 法广：默克尔的离去，是否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落幕？将为德国、以致整个欧洲带来怎样的影响？ 廖天琪：任何重量级人物走了，地球照样会转。默克尔是少见的一位拿得起放得下的政治家，执政16年之后，她主动放弃继续参选的资格，将权力放手。世界各地的独裁者要能学学她有多好，如今我们看到普京还要当万年总统直到2036年，习近平更是只要不死，就是「习终身」。还有那死皮赖脸的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在位20多年，还赖着不走，其他中东地区、亞非、南美，独裁暴君都多了去了，都是霸占着权力不肯放手的独夫民贼。 默克尔这一下台，她的基民党也顿失栋梁，在大选中一败涂地，由胜出的社民党和两个较小的自民党和绿党进行三党联合执政。大家都知道，这三个党的执政方针、理念有很大的差异，现在形成了鸡同鸭讲、鸡兔同笼的政局。在德国，这个联合政府可能会于执政期间相互抵制掣肘，如果这样，德国的国家元首在欧盟会取得盟国的信任吗？不仅如此，明年4月法国也有大选，即便马克龙连选连任，但他能取代默克尔在欧盟的声望和地位吗？默克尔下台，欧洲少了一个主心骨。总之，我对未来欧洲的发展、欧洲和美国、中国和俄国的关系、世界和平能否维持下去、全球气候恶化可否缓解，诸多问题都有些疑虑和担心。目前只好走着瞧，但愿船到桥头自然直，咱们拭目以待吧。

2021年2月19日，香港将举行新一轮立法会选举投票。这是香港2019年大规模民间抗议运动之后，以及在港版国安法框架下，大幅修改选举办法之后，举行的首次立法会换届选举。新的选举安排也许将如中央所愿，达到“爱国者治港”的目的。但港人对这次选举的接受度却显然远不如预期。自候选人报名结束之后，香港民意研究所的几次民调结果都显示，19日有意前往投票的选民只有52%或51%。而根据以往经验，民调结果通常比实际投票率高出二、三十个百分点。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香港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钟剑华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这是最近三十年来，他看到的选民热情最低的一次选举。 这次换届选举原本应当在2020年9月举行。香港民主派也在2020年7月11日和12日举行初选活动。当时尽管港版国安法已经颁布执行，尽管有新冠疫情的限聚令，但两天内，总人口700万人的香港，超过60万人参加了投票活动。不过，几天之后，港府就以新冠疫情为由，宣布延后选举一年。在这一年间，此前参加民主党初选活动的47人陆续入狱，或还押待审。港府也彻底修改选举办法。原来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虽然扩大到1500人，但9月20日产生的新选举委员会1488名成员中，只有一人被看作是非建制派人士。立法会构成虽然也从原来的70席扩大到90席，但大幅提高了提名门槛，传统泛民主派无人决定参选。 法广：自香港民意研究所开始针对这次立法会选举调查以来，是否有关于选民对选举关注度的数据呢？ 钟剑华：“我们目前还没有特别询问选民是否关注这次选举，但我们第一次的调查的一个问题是受访者有否有投票打算。说有打算去投票的只有52%。最近30年来，每一次选举，我们都有调查。这是30年来，第一轮调查中，选民投票意愿最低的一次。我们每次调查的时候，市民说打算投票的人数通常都比最后真正去投票的人多很多，大概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差距。因为面对是否去投票的提问，一般人的第一个想法是：投票是公民义务，所以倾向给出正面答案。但最后，真正去投票的人数（会少很多）。以上次，也就是2015年立法选举为例，我们在投票前的最后一轮调查显示，83%的人说他们会去投票。但其实最后的整体投票率只有52.8%！有三十个百分点的差距。这次（说打算投票的人）只有52%，可以想象最后的投票率会很低。” 法广：这次立法会选举11月12日才结束参选报名。三周以来，街头是否有像以前的选举制度之下的那种竞选争夺或辩论气氛呢？ 钟剑华：“如果在香港各地走走就可以看出来，整体而言，选举的气氛很冷淡。即便是已经有人摆出宣传站，或在市区贴出海报，发送宣传品，但一般人都不太理会。我自己曾在一个地铁站观察一段时间，看到人们通常是匆匆走过。助选的那些人送上宣传品，市民都不要。所以，市面上的气氛基本上很冷淡。普遍的情况是，即便是有一些宣传活动，大家的反应也都很冷淡。” 法广：您怎么解释市民对这次选举，反应如此冷淡呢？ 钟剑华：“我自己的感觉是，很多人很不满意。第一是选举已经拖延了一年。第二是，这一年间，政府已经全部改变了立法会构成以及选举方法。改变之后，一些原本可以争得支持的人都不能参选，所以很多人对这样的局面很不满意，很愤怒，就以一种很冷淡的态度，作为回应。而且，对那些参选的人，选民也看不到什么希望。这次出来参选的人，很多都是香港人根本不认识的人，没有什么以前在地方工作的记录可言，所以也就不太理会。这是修改选举方法带来的结果。可以说，这是自80年代以来，我所见到的最冷淡的一次选举。” 法广：如果我们再来看看具体的选举方式。（选举法修改之后），立法会地区直选名额从原来的35席，减少到20席。而且，选举分区也有调整。原来的五大选区划分，也拆解成十个。这一改变本身，对直选活动有什么影响？ 钟剑华：“政府说重新划分选区有客观的理由。但我们看不出来有什么严格的标准。这次选举把直选议席从35席减少到20席，就不再用以前的五大分区，改成十个小区。比如，以前在新界东大选区，都是支持民主的人以压倒性多数获得很多席位。这次把（区划）打散，分成不同选区，每个区有两个议员席位，投票当然只能投给一位候选人。再加上有选举资格审查委员会操作，所以，很多能够出来参选的，都是一些面目很模糊的人。这些小选区，就会对那些建制派（候选人）可能比较有利。就是说，几个方面都是要保证，只有北京接受的人，才能出来参选，也只有他们有机会，在这些地区，拿下大部分席位。” 法广：30个功能界别组议席是否也同样因为有选举资格审查，所以非建制派候选人出线的可能性不大？ 钟剑华：“是不大了。以前一些功能议席主要是倾向民主的人士组成，比如说，社会福利界、医务、教育等功能组别的成员大部分比较倾向选出民主意识比较高的人士。但是现在有民主倾向的人不能参加选举，所以，即便（新选举法）保留这些功能组别，但出来参选的都是一些不受欢迎的人，比如社会福利界，今年参选的三名候选人，很多人都对他们很不满意。所以，我相信，在福利界、医务界、甚至在法律界这些以前民主派取得胜利的组别，今年投票的意向一定很冷淡。结果必然是那些政府中意的人才能当选。” 法广：从这次选举整体候选人情况看，传统泛民政党没有任何人参选，但是在入闸的候选人中，还是有自称“非建制派”的候选人，这是些什么人呢？ 钟剑华：“其实这些人中的很多人，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自称是民主派，但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以前为争取民主做过哪些努力。这是第一。第二，他们中有些人以前是民主派的边缘人物，比如谭香文，民主派中没有多少人认为她有能力，但是，这一次，她却能够打着民主派的旗号出来参选。还有一些是老牌的民主派，但是已经在北京的影响之下，我们说他们已经“转台“， 有人认为他们其实已经背叛了民主，现在根本不是在争取民主，只是在争取北京的认同，所以我们说这是些假民主派。总之，这些所谓”非建制派“就是这三类：要么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要么就是假民主派，要么就是一些边缘人物。” 法广：刚才您提到谭香文。几天前，她好像还在媒体上呼吁林郑月娥政府放过2020年因为参加民主派初选而被送上法庭的人士……这些所谓“非建制派“是否还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发出不同声音呢？您怎么看谭香文的这种呼吁呢？ 钟剑华：“他们的一个参选战略当然就是希望争取以前投票支持民主派的选民的选票。所以就会在有限的空间，讲一些能够讨好这些民主派选民的话。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很难争取到那些以前投票支持建制派的选民的支持，以前支持建制派的选民，今年当然继续支持建制派。他们只能争取以前民主派的选民。但他们又不符合大部分民主派选民的期望，所以就会找机会说一些可以讨好大家的话。所以我自己对谭香文这样的表态，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法广：值得重新提醒的是，在选这次的新选举制度之前，在历届立法会选举中，民主派一向在地区直选中赢得多数议席…… 钟剑华：“是的。” 法广：在这次选举中，好像也有来自中国内地、在香港定居的人士参选。选民对这些候选人是否关注？他们是否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钟剑华：“对这些人，即便是一些长期关注香港选举活动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这次选举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把很多得到香港人支持的人淘汰掉，留下了的空间，就让这样的一些占去。没有人知道这些人以前有过哪些工作，也没有多少人认识他们。这是这次选举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尤其是（新立法会）有40个席位留给人大等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那些人更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刚才说的从内地来的候选人，有些人定居时间没多久，有些人广东话都说不好。这是这次选举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法广：这样的人多么？ 钟剑华：“不太多，但是也有好几位。” 法广：在这之前，舆论一度比较关注一个海归派新政党（年初宣布成立），紫荆党。但在这次选举中，好像没有听说他们有人参选。是他们改头换面，以另外的形式参加这次选举呢，还是这个组织最终没有形成气候呢？ 钟剑华：“他们在很高调的表达自己在未来香港有发言权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后来就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这次选举，大家对此也很留意，但是没有看到有人以紫荆党名号，出来参选。出来参选的人中，是否有人有紫金党背景，现在看不清楚，有也是可能的。他们为什么会沉寂下来，不再发言，我们对此都不理解。” 法广：港府近日宣布在香港与内地边界地带设立三个投票站，方便在内地的港人投票。这种做法在香港选民中引起意见分歧。为什么设立边境投票站会引发争议呢？ 钟剑华：“因为首先，香港的地区分区直选的一个要求，就是即使有香港身份证，即使是香港的永久居民，但因为是参加地区选举投票，所以应该基本上是在香港长期居留的人才能投票。那些去大陆生活已经很长时间的人，可能连在香港的居住地址都没有了，为什么他们可以投票呢？这是个很难解释的问题。他们以前登记的地址，可能已经不是他们在居住，他们怎么可以用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居住地址，来作为获得投票权的证明呢？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其次，政府设立了三个边境投票站，官方说法是以“闭环“方式管理。就是说所有记者、新闻媒体都不能在那里出现，那就没有人看到投票情况……” 法广：就是说没有任何监督…… 钟剑华：“没有监督。理论上，参选人可以派一些代理，在那里监督，但是，因为这三个投票站接受全香港十个地区直选议席和所有功能界别议席投票，所以，根本不可能所有人都派代表去监督。” “此外，如果投票过程中，出现选票问题，需要现场裁决，就没有人可以代表各位参选人的利益。这也是一个不公平之处。” “而且，我们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选举、选举管理都没有信心。这样的“闭环“管理，很容易……有人不相信政府，也有人怀疑会出现作弊行为。” “总之，政府这么快就推出边境投票安排，其实没有什么必要，而且很多疑问都没有答案。” 法广：从关于这次立法选举的调查开始，香港民意研究所就遭到亲北京媒体的攻击，显得港府对这次选举气氛、对选民是否投票等情况非常紧张，犹如惊弓之鸟，但其实在任何国家的选前民调，都会问及选民是否去投票，会如何投票。您怎么理解港府如此敏感呢？ 钟剑华：“这是因为港府修改了选举方法，它知道香港人很失望，很多人对这次选举没有热情，也根本不打算去投票，所以，政府很担心、很介意有人对这次选举安排、对新立法会的构成，提出负面批评，就尽量想把反对的声音压下去。但我们的选举调查很明显是希望体现这次选举的各种情况。另外，有些人也是借机会打击一些公正的、科学的、而且严谨的调查，情愿相信由政府、由建制派所做的那些不太规范的调查，来欺骗媒体，欺骗公众，所以就特别把目标对准香港民意研究所。这是我们的看法。” “但我们不太介意，因为我们所有资料都公开。我们的用意就是希望把选举相关议题呈现给公众。我相信，政府其实也需要有多少人打算不去投票，有多少人会用自己的方法对投票表达抗议，比如投白票、投废票等等。这些都是客观情况。但政府不想让这些情况影响港人投票：他们以为港人很容易受影响，这很可笑。”   港府面对选民投票意欲低迷，迁怒于民调研究所，甚至针对香港民意研究所问卷涉及白票和废票，发出可能违反国安法的威胁。但其实，多次受建制派委托展开民调的香港研究协会11月中的一项调查中，有投票意向的受访者也只有54%。表示不会去投票的人也接近30%。香港民意研究所12月10日公布的最新调查中，52.8%的受访者对港府的投票动员努力无动于衷，甚至有34%的受访者认为，这些动员反而降低了他们的投票意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