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在一片混乱中收场之际，中国政府对曾经因为推行严苛的伊斯兰教义而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塔利班民兵敞开双臂。外长王毅7月28日在天津高调会晤来访的塔利班代表团。如果说在美军撤离之际，中方此举不乏趁虚而入，扩展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考量的话，再次提醒塔利班领导人应当与所谓“东伊运”等恐怖组织“划清界限”则凸显中方面对阿富汗新局势的另一个重要关切。所谓“东伊运”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简称。这是一个由主张暴力行动的维吾尔族激进人士组成的团体。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中国得以将打击新疆民族主义势力的行动纳入美国发起的国际打击恐怖主义行动，但中国对维吾尔人日益扩大的镇压政策显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令这个原本无足轻重的圣战团体在国际激进伊斯兰网络中获得一定的承认。长期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尤其是中国政府新疆政策的法国波尔多-蒙田大学中国研究系教师Rémi Castets先生向我们介绍了相关情况。 从阿富汗到叙利亚：维吾尔圣战团体的发展轨迹 根据Rémi Castets先生的介绍，国际社会所知到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的确自成立以来，一直与塔利班民兵共同作战，在1997年、1998年到2003年之间比较活跃。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期，该团体内部分裂，演变成此后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这些团体始终与塔利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Rémi Castets：“这些圣战团体只是维吾尔人反殖民势力中非常边缘化的一群人。把新疆称作为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反殖民运动，无论是要求自治，还是要求独立，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更是民族主义者，他们追寻的更是西方的民主模式。而激进伊斯兰倾向的圣战活动人士则更主张建立一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90年代，面对中国政府的监控以及打击行动，其中一些人移师国外，希望在境外重新整合，针对中国境内目标尤其是在新疆发起行动。大概在1997年、1998年，他们开始接近塔利班政权（塔利班民兵在1996年-2001年间掌握阿富汗政权——法广注）塔利班在某种程度上允许他们在境内立足，一些小型的训练营地开始出现，主要在那些非法越境离开新疆、担心被遣送回国的维吾尔人中招募成员。当时，该团体成员并不多，好像也就几十人。2003年，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将他们驱赶出境。一部分人加入了阿富汗北方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团体的战斗，很多人在昆都士的冲突中丧生，还有一部分人得以在瓦济里斯坦藏身。（瓦济里斯坦又称瓦齐尔-Waziristan-位于巴基斯坦北部与阿富汗边境地带的山区-法广注）。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创建人哈桑-马苏姆2003年在巴基斯坦政府的一次清剿行动中丧生，该组织内部，主张发动圣战、建立伊斯兰国的派别，和主张遵循盖达基地组织路线发动国际圣战，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建立伊斯兰国的派别之间分裂。但后者，也就是遵循盖达基地组织路线的这一派此后得以重新整合，并逐渐扩大力量。阿富汗在盟军控制下，境内不再有他们的训练营地，但该团体重新整合，一方面在瓦济里斯坦接近巴基斯坦境内的塔利班网络，另一方面与当时在该地区活动的、与盖达基地组织相关的其它国际激进伊斯兰团体发展关系。也就是从这时起，一些维吾尔圣战者开始纳入基地组织的架构。” “随着近些年塔利班民兵势力重组，这些维吾尔圣战者也再次加入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圣战队伍。” “东伊运重新组建并改名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后，如今主要在叙利亚活动。大部分成员如今都在叙利亚北部的伊德利卜（ Idleb）。” 圣战团体在海外维吾尔人社团中影响非常弱 法广：该组织在海外维吾尔人中是否有影响、有召唤力呢？ Rémi Castets：“海外维吾尔人通常更接近民族主义思想的维吾尔反殖民活动团体。应该说各路海外维吾尔人活动团体绝大多数都是民族主义倾向，他们的政治主张与维吾尔圣战团体截然相反，他们对社会、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对政治制度的构想，与受萨拉菲斯特思想影响的圣战团体的构想完全不同。因此，这些（圣战）团体在海外维吾尔人中的影响其实非常弱，但总是能在这些流亡社团中找到立场可以转向激进的分子。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多年来，很多维吾尔人通过非法移民网络，尤其是东南亚的非法移民网络，逃离新疆。有些团体就瞄准这些非法移民者，帮助他们抵达土耳其。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有自己的网络，在这些难以在初来乍到的国度立足的新移民中，招募人员，一方面帮助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立足，另一方面，该党也因此得以壮大。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纯粹是在海外维吾尔人中招募新成员，他们的目标主要是那些没有合法居留身份抵达土耳其、然后由他们帮助转往叙利亚的人员。” 中国的镇压政策令维吾尔圣战团体得以融入国际激进伊斯兰网络 法广：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的镇压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壮大了力量…… Rémi Castets : “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一方面，镇压政策迫使不少维吾尔人感觉走投无路，选择流亡，由此成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捕猎的目标；另一方面，新疆问题吸引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这为维吾尔圣战者融入国际激进伊斯兰运动提供了一种依据，同时提升了该组织的知名度，虽然这并不是他们为人所知的唯一因素，但他们的队伍中开始有其他国籍的成员，比如中亚国家的圣战者。一度甚至还有来自西方国家的、比如法国的圣战分子， 在叙利亚北部与他们结盟。就是说他们的知名度已经超出了他们在叙利亚战场的出色表现。90年代，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曾试图接近盖达基地组织，那时，基地组织对维吾尔人问题兴趣不大。但如今，这个本拉登当年不屑一顾小团体，已经成为基地组织内有影响的一支力量，完全融入了基地组织的架构，获得了有决定权的职位。” 塔利班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或令维吾尔圣战者面对更大压力 法广：塔利班如今重新掌握政权，中国政府是否会因此而进一步加强在新疆地区的镇压政策呢？ Rémi Castets : “事实上中国政府自90年代塔利班在阿富汗政权时，就与塔利班保持有对话关系，尤其是在90年代末期，曾与塔利班谈判，希望塔利班或者驱逐开始在阿富汗立足的东伊运成员，或者至少阻止他们活动。塔利班答应了，但并没有做。如今，中国当然很高兴阿富汗不再在美国影响之下，这本身已经是一种胜利，因为这显示美国以军事干预，建立民主政体的战略完全行不通，反衬出非常重视国家主权、反对干预的中国模式的胜利。中国可能因此认为他与塔利班的关系会有更多的空间。塔利班可能将难以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但又急需投资，发展经济，而阿富汗地处新丝绸之路的战略要道，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因此中国有可能因为这种依赖关系，而获得某种影响力，尽管中国民间完全不支持这种原教旨主义的政权。但纯碎从务实战略角度来看，如果塔利班对中国有某种依赖，我看不出他们掌权会对新疆构成什么威胁。塔利班代表7月底曾访问中国，我想这个问题应当也在讨论之列。中国政府会要求塔利班不要再支持这些曾经与他们共同作战的维吾尔活动人士。接下来就要看塔利班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要知道，这些维吾尔圣战者确实曾宣誓效忠塔利班和盖达基地组织。所以，一方面有塔利班对他们的认可，另一方面，他们也很感谢塔利班在90年代曾接受他们在阿富汗立足，让他们得以在这个庇护地，重新整合，尽管他们后来主要是在巴基斯坦和叙利亚壮大。” “我估计，塔利班对中国的依赖可能会导致这些维吾尔人面对更大压力。塔利班需要找到办法，来让中国满意。我不知道他们会采取怎样的方式，但我也不太肯定他们会将大批维吾尔活动人士，尤其是其中的领导人，引渡到中国，他们可能会找一种既让中国满意，又不至于对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活动有太大影响的办法。我们目前无法预测具体的方式，但面对中国，塔利班会找到一种体面的方式，因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邻国，对阿富汗未来几年地经济发展和稳定都非常重要。”   自美国因应9-11恐怖袭击事件，在全球发起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起，中国政府就将在新疆境内打压不同声音的行动纳入了全球反恐框架，将批评中央政府民族政策，要求尊重维吾尔人基本人权以及文化传统的讨论，与激进伊斯兰的圣战活动混为一谈。近年来，中国政府更指称维吾尔人激进团体制造多起袭击事件，镇压行动迅速升级、扩大。不同国际人权组织、海外媒体和学者纷纷揭露，新疆所谓的教培中心，实际上任意关押可能上百万维吾尔人。 塔利班民兵重返政权之际，中国政府再次提及“东伊运“的恐怖威胁，表示愿与美国保持沟通，稳定阿富汗局势的同时，要求美国恢复对”东伊运“的恐怖组织定性。2020年11月，美国宣布将”东伊运“从美国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的解释是：十多年来，没有可信证据显示该组织依然存在。

8月31日，是美军完成撤兵阿富汗的日子。进入8月以来，随着塔利班在阿富汗各省的快速推进，该国局势急转直下。20年前，塔利班在美国发起的阿富汗战争中被推翻。溃败后的塔利班并没有从此消亡，却在20年后卷土重来：于8月15日重返喀布尔，占领了首都，引发一片恐慌，也引发多方担忧。就在各国紧锣密鼓地展开撤侨之际，喀布尔机场发生爆炸袭击，造成惨重伤亡。袭击出自伊斯兰国武装之手，令阿富汗本已十分恼人的乱局更加扑朔离迷。 美国撤军时间表是否过于仓促？美国完成撤军后，数千万阿富汗民众将陷入怎样的境地？塔利班重新掌权后将把该国带向何方？。。。阿富汗的未来走向牵动着世人的心弦。我们带着诸多疑问，采访了国际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理事会主席廖天琪女士。 法广：首先请对美国的撤军行动及方式谈谈您的看法。 廖天琪：有不同数据报导，美国在过去20年的阿富汗行动中所花费的金钱数。按西方媒体的报导，数字是接近一万亿美元，中文媒体上众说纷纭，似乎加了一倍。这个天文数字是加在纳税人身上的枷锁。这笔钱用来建设更新自己国家的基本建设，用以稳固基础制造业，投入教育和科研，那么像川普那样灾难性的总统就不会当选。如果这笔钱真用在建设阿富汗的基建，提高农村教育、改善人们生活及引导他们接受现代化观念的话，那么今天这样的结局就不会出现。 当初布什总统为了报复恐怖份子攻击美国，要消灭盖达基地组织（al-Qaida)和它的头目奥萨马·本·拉登 ，于是开始了这场反恐战争，同时把同盟国也都拉了进去。 2011年5月当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击毙后，基地组织也没落了，那时就是美国该撤军的时候，但是美国却没有这么做，它想改造这个伊斯兰国家，让它有亲美的政党和政府。我们都知道19世纪英国和20世纪（1979-1988）苏联都曾经在阿富汗栽了跟斗，美国却认为它能「重建」这个把塔利班赶出去的国家，让它步入现代化。阿富汗的多山地理环境、伊斯兰宗教的落后腐朽文化、腐败的官僚制度、城乡之间不可越逾的差距、教育制度的残缺，这不是西方国家以平等、自由、人权等理念和注入大量金钱就能扭转的局势。在城市培养一些菁英，解放部分妇女的束缚，扶植某些民间组织，这都搬不动这受著千年思想、习俗束缚的阿富汗人脑子里那些砖块。 美国从奥巴马总统以来，就想撤军，一直没有办法落实。去年，2020年2月美国和塔利班签了一项协议，答应把阿富汗交给塔利班，宣布这将为这个国家带来和平。这是很令人费解的一个行动，它表示： 1. 美国撇开当时的阿富汗政府，直接跟它口中的恐怖组织签署协议。2. 美国订下了撤退的时间表，签约后18个月之内不会有变化，也就是说美国有18个月的时间准备撤退。3.密约有不为人知的内容，但是塔利班答应谴责恐怖主义和暴力。并遵守停战协议的监督机制。 从这个协议的角度看来，美国和盟国这次仓皇撤军，手忙脚乱地撤出本国国民和曾经替盟国工作过的人，是不可原谅的错误。证明一年半前签的协议双方都缺乏信任度，也都没有遵守协约的基本规定。现在国际上一致的谴责美国和盟军的失误是对的。这种「失败」不仅让曾帮过盟军的阿富汗人陷入险境，也让自由世界颜面尽失，信心丧失，让一些专制的或宗教独裁的国家看笑话。 法广：作为一个极端组织，塔利班却在近天来释放出一些较为温和的信号，包括承诺在美国撤军后、继续允许外侨和拥有其他国家定居许可的阿富汗人离开，并表示将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女性权利等。您认为，塔利班的极端本质是否有转变的可能？他们打算通过释放多个温和信号传递怎样的信息？ 廖天琪：上面我提到一年半之前塔利班和美国的川普政府之间有一个协议，其中包括您提到的条款，就是允许外国人和持有护照和国外签証的阿富汗人有序地离境。但是全世界都在观望，没有人说得准，他们会否履行诺言。塔利班最缺乏的就是「信誉」。你看看美国和盟国撤退，喀布尔机场那令人惊诧痛心的景象，这个国家的人民把塔利班看成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成千上万的人拖家带口，男人们甚至爬上护栏和机翼， 好像大难临头，逃走是唯一的生路。塔利班以前劣迹斑斑，残暴成性，滥杀无辜，歧视妇女，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是否现在如中国外交发言人华春莹所说的，如今「更加清醒和理性」，这真是要打一个大的问号。我认为塔利班并非是匪徒或盗贼，塔利班是「学生」的意思，所以中文里译成「神学士」，这些人曾经痛恨政府的腐败，痛恨外国势力的介入，他们要恢复陈旧的伊斯兰道统，采用跟现代人的人道和法治观念无法相容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国家。我们觉得野蛮，没有人性，在他们自己的脑袋里，那是「替阿拉行道」。 别忘了，阿富汗现在是个烂摊子，政治、经济、社会全陷入泥潭，还有乾旱严重，马上就要发生饥荒。如果得不到外援和国际的帮助，人民无法存活，他们政府的这齣「解放」大戏也唱不下去。释放温和信号是他们迫不得已的手段，即使不是他们的本心，也是一种向世界求救的信号。 法广：美国撤军后，世人对阿富汗最大的担忧何在？ 廖天琪：最大的担忧当然是塔利班组建政府之后，不履行诺言，造成严重的人权灾难。还有刚才提到，自然灾害和人为的战争、暴力行为，人民将民不聊生，集体地突破边境，涌向邻国，造成那裡不堪重负的难民压境状况。即使他们网开一面，让许多人到国外，大部分人都要到西方国家来，届时欧洲又要面临难民潮。欧美国家多少都有一些负疚感，许多国家都宣布愿意接纳部份难民。但是如果阿富汗的精英份子纷纷外逃，谁来建设他们的国家？这个地方将再度落入混乱、落后，人民颠沛流离的悲惨境遇中，这是谁也不愿见到的。 法广：塔利班在1999年被联合国安理会指定为恐怖组织。如今，国际社会将如何应对阿富汗的新政权？如果承认塔利班，是否意味着国际反恐斗争的失败？ 廖天琪：在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国家承认塔利班的政权。他们必须以行动来证明自己不是恐怖组织。从阿富汗国内和国外的环境来看，如果他们不能理性、温和地应对局势，那么整个国家会陷入一个万劫不复的灾难漩涡之中。目前我们还难以判断：1.他们内部是否有分歧和斗争，2. 他们和更为恐怖的「伊斯兰国」（ISIS）之间的关系，3. 他们对世俗的伊斯兰国家和什叶派的伊斯兰人是否仇视，势不两立。近些年来兴起的所谓「伊斯兰国」才是人类世界的大灾难，他们比塔利班更为激进、残暴野蛮，而且野心勃勃，不仅要在阿拉伯世界发展，还有野心改造全世界都成为伊斯兰的天下。近年来一系列的恐怖活动都是他们所为。前几日在喀布尔机场发生的 自杀爆炸行为，也是这些极端的恐怖份子干的。国际反恐斗争绝对不能松懈，如果能把塔利班「抚平」，纳入国际的正常秩序中，那么并不是坏事。不过一切要看塔利班自己的表现。 法广：您如何评判俄罗斯与中国目前对塔利班采取的友好立场？ 廖天琪：俄罗斯和中国是两个没有将喀布尔的使馆关闭或撤除的国家。而且官方都释放了比较友好、「乐观其成」的信息。显然西方国家这次阿富汗的撤退行动，被看成是国际政治和军事上的败笔。中俄两个幸灾乐祸的心态溢于言表。俄国曾经在阿富汗驻军9年，无功而返，我想，普京政府如今对阿富汗还是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理，今后不会介入太深。而中国不同，它在这个事件中，一直是旁观者，并且还跟塔利班有著不错的关系，7月底塔利班的二号人物就带著9人团访问北京。可以说中国这次事件中算是「渔翁得利」。首先，不同于欧美，中国根本不在乎阿富汗的人权、女权遭到践踏，更不会过问那裡的民主、自由、法治的情况，用句中共外交口头禅：「不干涉他国内政」，所以塔利班对北京在这些问题上是放心的，双方不会有理念上的衝突和争议。第二，西方国家畏惧恐怖主义，忌惮恐怖份子，而中共自己杀老百姓也绝不手软，见怪不怪，「我是土匪我怕谁」。跟残暴的塔利班合作，中共完全没有心理障碍。瞧那些不听话的维吾尔人不都关进「再教育营」了，乖乖听话，正学习习主席的思想呢。再说，塔利班已经答应中国不会扶持维吾尔人的势力，伤害中国，北京是放心的。第三，利益上的相互依赖。塔利班现在需要的是摆脱国际上的孤立和猜疑，有中国为它撑腰是求之不得的。经济上它急需外资外援、建设上需要投资和技术支援，如今除了中国，没有国家敢走近这个被称为「帝国坟场」的狼窝。中国作为「及时雨」邻国，占地缘优势，有人力、物力、财力供给这个千疮百孔，被战乱摧毁的国家。第四，中国要打通一带一路的前行之路。中巴经济走廊已经十分顺畅，跟伊朗的合作也不错，夹在中间的阿富汗是中国势在必得的经济战略要地。阿富汗的天然矿产资源铜、铁、钴、锂、稀土全是宝，自己却没有能力开採，对中国来说，是手到擒来之举，双方谈妥，就可以动工开采了。 据说，塔利班已经跟印度展开外交接触，并且将在9月3日组建新政府，可见他们也急于安民告示，稳定人心，如果他们能够遵守诺言，放行一些曾为盟国工作的人员到国外，并且不要大开杀戒，禁锢妇女，好自为之的话，那么跟中国的合作将是一拍即合的。从人道和世界和平的角度来说，这不是坏事，但是长远看来，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又迈出一大步，对本身的极权体制的信心也增强了，福兮祸兮，真是难以言说。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网络热门议题之一是官方出台的教育“双减”措施，尤其是有关禁止私营补教机构提供校外辅导，在暑假家长们惯常送“鸡娃”参加各种补习班的时候，措施被一些地方以“打黑扫黄”式贯彻执行，办班教师斯文扫地被视同罪犯一样对待引发争议，而私营教补机构更直接因此面临行业的前途未卜。就这一现象，中国资深媒体人、作家、时评人长平接受本台的电话采访。 长平：中国推出“双减”措施看起来力度非常大。首先有一些省市把“双减”纳入“扫黑除恶”“扫黄打非”，进行专项整治。上周中国媒体又再次曝出教育领域重磅新闻，就是教育部等八个部门发出规范国有民办小学初中的通知，根据这个通知，民办学校将转为公办或者停办，这些都是以减轻学生负担的名义推出的，这是官方的表面的理由。但是我们如果看官方的通知，就知道它泄露了“天机”，它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停办民办学校，两年左右再无民办小学和初中，这无疑是同整顿校外培训、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关停民办学校这一系列动作的很好的注脚。它的重点并不在减轻学生负担，而是要垄断教育和思想控制。如果我们还不能明白的话，可以看上海的这份通知，它做了种种说要减轻学生负担、要实施数字教育之后，来了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小学低年级、高年级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作为必修课，这个通知还同时强调，为了减轻学生负担，期末考试不用再考英语，那么我们会想一下，习近平思想读本成为必修课，英语考试不用考，到底是学英语加重学生负担？还是学习近平思想加重学生负担？这可能对很多学生家长来说都会是一个大大的疑问。 所以我认为如果学校教育中将习近平思想作为必修课，那么学生课外补习就不是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对校外培训机构和民办教育的打击就是在剥夺民众接受多元教育的权利。 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次校外的私营民办学校成为整顿的目标？ 长平：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在中国，死板教条的教学大部分是发生在公立学校，而创新探索大都来自民办学校，校外培训机构。为了应付升学压力，公立学校往往大搞“题海战术“，或者是教学效果不彰，逼迫学生寻求课外补习。的确课外补习中的很大部分也是利用公立学校的这个问题来牟利，成为加重学生负担的帮凶。但是也有大量的民办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是通过探索创新教育模式来吸引生源，我自己就认识很多民间办学者，他们是真心诚意地立志于教学改革、立志于教育改革，千方百计利用政策空间来实践进步主义教育理念，这些创新教育模式或者进步教育理念，简而言之，就是减轻学生负担、尊重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独立自主、批评思维能力。但是中国目前这些所谓的“双减”政策，他们不会从减轻学生负担的立场去保留这些创新学校，而是打击这些学校，来保留和强化现有的填鸭式灌输和失败教育模式。 禁止校外的各种办班，中国鸡娃家长们的焦虑是否能够消除？还是想一些分析所担心的，将会刺激教育竞争更加激烈，更加扩大本已巨大的资源不平等和贫富差距？ 长平：我认为它会使教育竞争更加扭曲，它不能真正消除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也不能消除“鸡娃”家长们的焦虑。第一个原因是，很多人都看到了这里面的根本问题在于高考制度，如果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选择机制不变，那么家长的焦虑也就不可能消除。第二是目前的中国社会中，社会公平存在紧迫的问题，如果一个家长不逼迫他的孩子通过求学这条路去实现阶层上升，或者保持现有的阶层，那就可能阶层降级，接下来会导致他本人甚至他的家族受到极大的歧视，一些底层劳动者在很大程度上面临艰苦的工作环境，低廉的劳动报酬，而且没有反抗的权力，没有工会来维护他们的权力，第三个问题是思想自由，如果人们没有表达的自由，没有批评的权力，按照所谓素质教育培养出来具有批判思维的人才用来干什么？这样的人才可能成为异议人士，成为“危险的人物”。那么家长就会教育孩子不要成为这样的人，要成为听话的人，又要听话，又要上进，怎么办？现有的通过重复刷题获得高分，可以说是经过筛选出来的“最好的”培养人才的方式。 有分析说，中国对私营教育的打击是其加强对企业监管的又一个方面？党需要让实力雄厚的科技巨头明白，谁才是管事的人。 您对此怎么看？ 长平：是的，目前对私营企业的打击的确是其加强对企业监管的一个方面，真正对学生造成负担的是现有的公立学校的洗脑教育，但是打击的重点是私人教育机构，这里还有一个原因是私营教育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给了学生不同的教育，或者是让他们有了接受不同教育的工具，比如外语，所以就成为一个打击重点。另外就是这些私营教育机构利用公有机构存在的巨大问题来发展壮大，这本身也让当局不能容忍，它是目前整个打击私营企业的一部分。 打击私营企业大家都看到最早是从马云开刀，大家都说是因为马云在上海一个金融论坛对金融体制提出批评而招致打压，可是如果我们关注一下最近的新东方、腾讯、滴滴出行和一些外卖品牌(的遭遇)，还有被判重刑的孙大午，就会知道马云即使没有说那些话，这个故事的脚本不会由太大的改变。马云本人除了商业成功之外，他也做了很多求生欲很强的事情，甚至对于随意收拾他的权力体系，可以说他自己也贡献不菲，但是这些都没有帮到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私营企业，领导震怒只是表面现象，背后是专制理性，这个专制理性告诉当权者，绝不允许民营企业做大，所有的资本都要控制在自己手里，所有的垄断企业都必须是国有企业。 一些分析也关注到“双减”新规对外资控股或参股培训机构的禁止，包括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严格规范外籍师资等，视之为中国教育开始排外和反国际化，您对此怎么看？  长平：是的，只是中共利用民族主义话语进行宣传的一个方面。这种宣传会强调减少英语教学，加强古文教学。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中共在文革中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看看它现在怎样对待西藏的文化和维吾尔文化，就会知道其实中共它根本不在乎传统教育，这只是它的一种话术。在我看来，从六四镇压之后，中共的宣传伎俩就一直如此，它是将制度的冲突包装成文明的冲突。在这个包装之下，人权、民主、自由与专制制度水火不容，却被说成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相协调，好像西方历史上没有过皇权文化和专制政治一样。 中共的宣传话语中其实就是要求尊重其专制制度，很多中国人也喜欢说东亚人都喜欢让孩子上补习班，台湾、韩国、日本的孩子都曾经或者正在经历疯狂补习之苦。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台湾和韩国、日本的教育改革有较为畅通的政府和民间互动的渠道，最终是向创新教育、多元教育的方向发展。所以对中国来说，它把这个运动作为排外和反国际化的一面，从本质上来说，实际上是反人权、民主和自由的、维护专制方面的教育。

雷诺-吉拉德是法国资深战地记者，地缘政治研究学者与巴黎政治学院教授。1955年，他出生于纽约的一个二战法国抵抗运动成员家庭，踏入新闻事业后，在乍得，阿富汗，南斯拉夫，索马里，卢旺达，车臣等冲突地均留下过战地报道的足迹。秉承着梅特涅，俾斯麦，基辛格式的政治现实主义，他在多部著作中分析了西方与伊朗，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同时涉及巴以冲突，叙利亚危机，和法国展开境外军事活动的条件。 在其所有的战争类报道当中，阿富汗对雷诺-吉拉德来说是一隅特殊的存在：他第一次去阿富汗，是为了报道苏联入侵下阿富汗的抵抗运动；第二次去，是为了报道阿富汗的圣战者内部混战；第三次去，是为了报道北约与塔利班之间的战争。雷诺-吉拉德将他的阿富汗见闻编进了2010年出版的“重回白沙瓦”一书当中，并持续关注着阿富汗的局势动态。目前塔利班借着美国撤军之际大举扩张自身军事控制范围，掌控重要的过境点和省会城市，战火经久不消，邻国纷纷警惕。阿富汗作为横穿地理的十字路口与纵贯历史的关键时代连接点，让面临极端宗教意识形态，恐怖主义威胁，和复杂民族关系恩怨的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对经济利益和稳定的需求当前，奇异的连结出现了。7月28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天津迎接到访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一行人，举世高度关注。对此，雷诺-吉拉德8月3日在费加罗报的论坛争鸣版块撰文，关注了“中国在阿富汗的冷静现实主义”。以下是其观点的综述。 "中国人在阿富汗，完全一颗子弹都不想发射。他们想要让塔利班改信贸易的好处，也准备好向这个伊斯兰主义邻居提供赞助支持。不过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不允许出口任何意识形态。按照其外交一贯理念，中国本来是特别排斥官方接见任何国家的任何反叛组织的，因为他们自己反对外国势力干预本国事务，所以自然而然不愿对其他国家反其道而行之。但，凡事都有特例：阿富汗和中国边境线长76公里，塔利班攻占阿富汗土地可谓飞速，就冲着两点，塔利班就值得中国稍稍为它破例。 王毅和巴拉达尔，代表着互相对立却又走到一起的阴阳鱼：这个共产党人外交部长西装革履，他背后的中国政府，正在追捕被认为太过伊斯兰主义的维吾尔族大胡子；另一边，这个头裹缠巾的毛拉也丝毫不遮掩，他想在阿富汗尽快恢复伊斯兰教法的统治。有什么比这两人站在一起，要更尽显相互对立的呢？不过，正是这个中国共产党人，和这个阿富汗毛拉，他们都清醒地看到，有比战争更有利的事情可做，所以，为什么不能坐下来共事呢？ 新疆和手指形状的阿富汗帕米尔相连，这里完全可以作为维吾尔族伊斯兰主义者的藏身地，中国清楚这一点。更何况，虽然新疆人口一半是维族，一半是汉族，但在靠近阿富汗的山区，维族和汉族的人口比可以达到悬殊的9比1。维吾尔族独立运动者完全可以在此地发起小规模武装事件，凭借着在叙利亚反阿萨德势力那里获取的军事经验，给北京制造麻烦。 美军在撤出阿富汗的问题上，拿到了塔利班的承诺：不再给可能损及美国利益的国际伊斯兰主义集团提供藏身之地。针对维吾尔族独立运动派，中国也很想拿到这种保证。为此，中国可以把期望寄托在巴基斯坦上，因为毕竟奎达舒拉（阿富汗塔利班的最高领导协商会议）仍在该国。面对印度，中巴保持了近60年的战略盟友关系。没有中国的帮助，巴基斯坦不可能在上世纪末成功拥核。 为了换取阿富汗塔利班的承诺，中国又能给对方提供什么呢？阿富汗塔利班知道，他们拿下喀布尔的那天，也将意味着其对大量资金的需求正式开启。中国对阿富汗的矿藏投资，将会带来很可观的前景。事实上，最近几年以来欧盟也曾系统性地给当地提供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但欧盟的盟友美国，当时判断认为与塔利班，或者与巴基斯坦，印度，中国的外交谈判当中掺入这种“鸡肋”，无甚大用。如今欧盟频频发声，呼吁当地考虑和平，考虑人权，可这也许并不是塔利班领导层的优先考虑事项。反观中国，中国从长考虑，会倾向于把阿富汗打造成一个丝绸之路上的伙伴国。阿富汗的确是一个帝国坟场，吞噬过入侵的英国，苏联，美国，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完全不想在那里打仗。中国想要让塔利班改信贸易的美德和好处，通过贸易合作，不费一兵一卒，不介入当地政府，成为阿富汗最主要的影响力施加国，同时得到其不输出意识形态的保障。这就是中国的野心。现如今，阿富汗面对着美国军事上的反复无常，欧盟的一腔良好意愿，中国冷静的现实主义，仅凭此，我们就能大致知道，阿富汗这场大棋的赢家会是谁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23日对西藏进行了访问。近年来，随着北京对西藏地区传统佛教文化的控制以及加强在经济等其他各个领域的全方位领导，西藏问题更加受到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及宗教问题的西方国家的关切。习近平本次到访西藏的时间点，恰逢标志着中国掌控西藏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十七条协议》签订70周年，也正值中印关系恶化之际。习近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二位造访西藏的在任国家元首，因此，本次访问似乎更加凸显了其中不同寻常的意义。对此，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谈谈他的看法。 法广：首先，请您谈谈习近平打算通过造访西藏传递怎样的信息？ 夏明：是，我们知道，习近平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对他自己的人生和他的政治主张、以及他的政治生命，都非常关键和重要。他在目前的这个关键时期、尤其在这个时间点上，是中共惯例的夏天休假、要在北戴河进行北戴河会议，等等。所以如果想想，习近平到底是在想什么？那么我觉得，他是想有多方的考虑。因此习近平去造访西藏，给他提供了一个可以吸取多元的政治资源的这么一个场所。那么他想吸取哪些政治资源呢？第一，今年是中共建党100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即“17条”（签署）70周年。所以他想在这个时候营造出一种中国的大一统、中国多民族的统一。尤其现在新疆的问题在全世界引起了中共许多负面形象的传播。所以相对来说，尽管西藏的问题很深、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也在国际上引发了很多的反弹，但是西藏至少跟其他的几个大一统的议题、比如说：新疆、香港、台湾相比，西藏要静悄悄地多。尤其过去的藏人自焚（现象），应该说在习近平就任以后，藏人自焚也逐渐停息了。而且藏人一直坚持非暴力不合作，所以对习近平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点。第一，让他容易控制；第二，那里冒火、冒烟的机会要低一点。这是第一个，他要彰显他的一个大一统的这么一个君王的形象。而且你可以看到，他在那边用藏传佛教这个黄伞给他们达赖喇嘛或者班禅喇嘛这种隆重的礼仪出来的。他就像中国的皇帝，在华盖下走出来。我觉得他是想打造他的这种神圣的领袖的这么一个位置。 另外，当然和中国的、习近平的重点的目标、就是要消除贫困有关。西藏当然是中国最贫困的地方之一。所以他在彰显他在西藏取得的各种成就。另外他还想彰显一下，西藏毕竟是他在就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后，最后造访的这么一个全国的省市地区。尽管他以前也去过，但是这次是在他全方位接班以后，他最后去访他最后去访问的这么一个省级单位。这里面当然涉及到气候、涉及到高原地带的反应、等等。他这个时候去访问，有点像毛泽东在权力争夺的过程中，跑到长江去畅游，显示：我有这个体力、我有这个能量、我有这个决心来在权力、在政治舞台上继续拼搏。那我觉得习近平也有这么一个信息传递出来，为他终身制传递某种信号。最后当然，西藏涉及的问题涉及到国际的一个大的地缘政治，尤其我们看到跟印度相关，而印度，最近我们也知道，印度总理莫迪在7月初祝贺达赖喇嘛的生日。而且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最近也在访问印度、也见了达赖喇嘛驻德里的代表。而达赖喇嘛驻德里的代表也是西藏流亡政府的驻德里代表。所以这位代表是有双重身份，这个代表名叫仲琼欧珠，他的双重身份其实就显示出：不论是西藏问题在印度、或者在美国，都在出现重要的调整。因此，习近平这次在西藏访问，当然有重要的战略信号。所以我觉得这是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法广：习近平在2020年8月底举行的西藏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治理西藏的“十个必须”，特别强调要“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主张。“藏传佛教中国化”意味着什么？ 夏明：是，你如果看到西藏-当然我们所说的西藏，不仅是西藏藏族自治区-其实在藏人、尤其在流亡藏人的概念中，藏区（不仅）包括今天我们说的西藏自治区，还包括四川、青海、云南这些部分的地区，甚至还有甘肃。所以，对于这么大一个地区来说，对于中国的国防安全、对整个中国的整个权力结构在世界上的地位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然习近平会在西藏-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强调“十个必须”，他当然是要坚持西藏对中国的国内的大局和国际大局的重要性。当然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要服务于党的领导、要让党的领导能够稳住边疆、能够维护统一、同时能够让全民族团结在一起。当然它里面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要使宗教中国化。 我们知道，中国的宗教有几个是非常具有国际化背景的。因为中国的宗教，比如说中国化的宗教当然是儒教、道教，这是非常中国化的本土宗教。但是其他三个宗教都是外传的：一个是藏传佛教、还有伊斯兰教、还有就是基督教。我们现在看到，其实中国把佛教也都当成一个更中国化的佛教，因为毕竟佛教最后在印度是失去了它的重要地位。佛教反而在中国得到了昌盛。所以对习近平来说，他把佛教作为一个更中国化的佛教，他想用佛教跟儒教还有道教“三教合一”来体现中国的宗教观。当然这个中国的宗教观跟共产党的对宗教的控制是有关联的。 但是，他要控制这些宗教、控制所有的宗教，就要面对国际的挑战，比如基督教，全球、包括教宗对它的挑战；伊斯兰教，全球的伊斯兰的社区对它的挑战；现在藏传佛教最主要就是藏传佛教的最高的领袖格鲁巴派的达赖喇嘛，他在印度。而且藏传佛教的五大教派的领袖都在海外。当然我们看到中国在扶持一个新的班禅，废除了原来选的一个班禅。对中国政府来说，它认为：藏传佛教，因为有海外的影响、尤其是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所以我认为习近平意识到：如果不严严地把佛教给控制住，尤其是如果是西藏的佛教徒追随达赖喇嘛和流亡海外的领袖，而且目前尤其在四川、西藏他们好多的佛教徒，尤其是到堪布这一级的、就是主持这一级的，他们许多拿到的佛教的格西的学位，其实也在印度或者是从达赖喇嘛这边得到的这些教育，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当然是想把藏传佛教给严严地控制住，试图使达赖喇嘛和流亡海外的藏传佛教的领袖边缘化。我觉得他是要强化对西藏的进一步控制。当然西藏-就像我刚才讲的-有自焚，自焚反映出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习近平当然是想更一步地加强对藏传佛教的控制和对整个西藏地区的控制。 法广：习近平曾在十年前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到访过西藏。执政以来，更加快了在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印关系不断恶化的背景下，这样的做法是否凸显了西藏的战略意义？ 夏明：是,我们看到,中国长期以来有所谓的“西部战略”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在欧亚大陆的崛起，首先要抢占西部战略高地。西部战略高地对它形成影响的，当然就是印度。尤其印度加入了美国、日本、西方这些国家为首的印太战略。对中国，当然印度-或者说，它的西部战略、它的战略意义就凸显出来了。为了应付整个中国在欧亚大陆面临的挑战，中国不断地在西藏进行投资建设，进行军事部署。这次习近平到西藏，你看到，他的第一站去的是林芝。林芝是海拔比较低的，而且靠近四川和印度的边界是比较近的。有人说，他的一个考虑是先从海拔低的（开始）适应，最后到拉萨。当然，另外一个，因为林芝正好跟印度是最接近的（一个要地），所以有分析家认为、尤其是藏人这边有分析家认为，恐怕所谓的去西藏去祝贺、或者庆祝“17条”的70周年，只是一个幌子。因为这个庆祝大会并没有开。也就是说，习近平并不是去参加庆祝大会的，而是去预祝的。这就很奇怪了，这个庆祝大会还没有开，如果开了你去-就像他60周年的时候去参加这个庆祝会，他作为国家副主席、作为代表团团长。今天没有代表团来参加庆祝70年的、西藏加入到中国这个和平统一西藏，并没有。他是预先去，所以这就很诡异了。因此有人认为，它的战略意义、也就是林芝的交通、包括公路、铁路，林芝跟四川、跟拉萨这些连在一起，对中国整个西部战略的动员和运作，当然是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所以这点多大程度上是有印度的考量？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另外，你可以看到，林芝正好处在雅鲁藏布江向南拐、最后离开中国境内、进入到印度。现在中国要在雅鲁藏布江建庞大的水利大坝的工程。据说，它的水电站如果建成的话-因为它的落差有几千米，所以它的建成，发电量、蓄水量要比三峡大坝还要多三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中国对整个雅鲁藏布江的开发，对下面的、印度下游国家，当然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事情。我们知道，如果开发电站-因为这块地方正好是印度板块冲撞欧亚板块，所以形成喜马拉雅山、形成雅鲁藏布江的最深的峡谷-，这一整个地貌构造，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震区。所以我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后，50年的第一场八级以上的大地震-察隅大地震，就是在那儿发生的。当然以后还有不断的地震，甚至我们最近几年看到尼泊尔大的地震是在这里一个断裂带上发生的。这个断裂带，如果跟08年的四川的大地震-汶川大地震相比较，那你可以看到，汶川的大地震是由西藏高原跟四川盆地的碰撞。这里边，如果是印度大陆板块冲击亚欧板块的话，这个碰撞释放的能量和危险比我们说的汶川地震是要可怕得多。现在的问题在于：汶川的地震，多大程度上和在都江堰那边建立的紫坪铺水库有关？当然，现在国际的地震学家认为其中有关联，或者说，引发了这种连锁反应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要在那儿建立两个大坝的话，会引发的山体的垮塌、或者是地震、或者是溃坝、或者是堰塞湖等等，我相信这些对生态和对下游国家、对印度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习近平的访问，他的重要的军事和战略意义，尤其是这种基础设施开发，我相信是会引起印度的非常深刻的不安。 法广：有一点比较奇怪的是，中国国家主席罕见到访西藏，这么重大的一个新闻事件，官方媒体却在两天之后才予以报道，您怎样看待这样的处理方式？ 夏明：我们首先看习近平的这个访问，他的安保级别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国内的知情的人士也都讲到，习近平的安保级别早已经超过毛泽东了。为什么习近平有这么高的安保级别？这反映出中共党内的各种的政治斗争，甚至涉及到对习近平本身的某些政治谋杀的(可能)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出访西藏，当然是非常高度保密地控制、安排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另外，尽管有许多的群众去欢迎他，但是可以清楚的看到，所有这些群众，基本上都是编排的演员、或者群众演员。据藏人讲，基本上很多都是汉人，如果是有藏人的话，可能都是西藏这些体制内的家属动员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一方面是担心安保，另一方面他又想把它作为一个非常大的、 这么一个媒体事件来凸显习近平的这么一个-我刚才说的， 具有半神的这么一个地位-访问西藏，非常有意思：他让老百姓用手机进行录像，他想反映出这种所谓“自发的”这种情绪，但是整个编排又是完全被中共非常细密地导演的。所以他想把它制造出一种媒体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而且这里边因为涉及到-我刚才说的党内的、中国的发展、习近平的终身任职的问题，还有整个印度的关系、中印关系和中国的战略问题-所以他的访问处理就不会是很简单的、一个一般新闻媒体就能处理的。它一定要经过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这样的不断的审（查）才会出来的。所以媒体的反应就有一些缓慢，因为它是由中央、中央办公厅统一控制的。尤其是习近平在访问西藏的时候，我们知道，郑州发大水时间也正好出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他必须要有一个回应。因为江泽民和胡锦涛以前每逢中国发大水（都去视察）；还有四川汶川地震，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到汶川去过。（大家都在关切）习近平如何反应？当然我相信，习近平是不愿意跑到这些具有矛盾集中、而且让他看反映出他的政体正陷入各种漏水的情况、或者豆腐渣的工程暴露（的地方），他当然是不愿意去触及的。所以这个时候，对西藏的这些报道，一方面可以说明他之所以没有去郑州，是因为他在访问西藏，有更重要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他也在用西藏、他的领袖地位、或者半神的地位，能够冲淡一些人们对郑州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