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中断与台湾80多年的外交关系，转向北京之际，捷克众议院议长佩卡洛娃·阿达莫娃率领一支有150多人的代表团于3月25日抵达台北，展开为期五天的访问。 这是捷克最近五年出访的最大代表团，也是到访台湾的首个如此规模的欧洲代表团。如果说在北京的压力下，台湾近年接连失去邦交国的话，台湾在国际舞台的能见度却不断提升，尤其是台湾的国会外交日益活跃，吸引各国议会代表团竞相前往访问。中国政府的“一个中国”原则以及相伴而行的经济制裁似乎也效力日渐削弱。但在欧洲国家中，捷克似乎也是在台湾议题上走得最远的国家之一。早在新冠疫情之前，捷克与台湾的关系就因为首都布拉格2018年宣布与北京中断姐妹城市关系，并随后改为与台北成为姐妹城市，而吸引国际关注。2023年1月底，捷克尚未走马上任的新总统帕维尔成为首位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直接通话的欧洲领导人。在众多国家十分在意与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深入政经往来之际，如何理解捷克与台湾的关系发展呢？曾在捷克留学七年的台湾东吴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执行长郑得兴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谈了他的观察与分析。 自由民主理念是捷克与台湾都特别强调的交往动机 法广：您曾在布拉格留学七年。当年是否想到捷克与台湾的关系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 郑得兴：“台湾与捷克的关系其实一直都很好。1989年以后，由于当时捷克政府主要都是共产时期的异议分子组成，他们的历史记忆与台湾的历史记忆比较接近。另外，捷克最近20多年来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也与台湾有不少相似性。捷克与台湾发展经贸也有利可图。所以，双边关系能够比较持续长久地进行。我刚才讲到双方的历史记忆，双方一直都坚持的自由民主理念相近。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哈维尔前总统（1989年捷克天鹅绒革命发起人之一，自1989年底至1992年和1993年至2003年间担任总统）曾努力促进台湾与捷克的双边往来。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捷克与台湾都特别强调的交往动机。但比较实际的理由，当然还是双方在经贸、文教、科技等各方面的交流，这些交流一直很频繁。台湾到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观光客过去一年都有好几万人次。台湾人对捷克相当有好感，也就促进了双方来往的意愿。还有，郭台铭的鸿海科技集团在欧洲的发展，总部就设在捷克，这当然影响台湾在捷克的投资规模。就是说，双方往来非常密切。捷克是台湾在欧洲第四大经济投资国。双方关系一直在不断深化。而且，捷克目前的政府组成基本上从上议院、下议院，到总理府，到总统府，都是对台湾比较有利的局面。双边关系出现稳定与深化。捷克周边国家，比如斯洛伐克或波兰也有对台湾友善的一面，匈牙利与台湾的关系就比较远。但这些后共产国家基本上都没有像捷克这样与台湾有如此深化的关系。” 法广：的确，虽然近年来捷克与台湾的关系因为北京方面的嚇阻努力而越发吸引舆论的广泛关注。但捷克政府触碰北京的政治红线与台湾交往并不只是最近几年的新现象。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刚刚走出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踏上民主转型道路的捷克曾在哈维尔总统任期内，不顾来自北京的抗议与压力，邀请达赖喇嘛访问，也曾邀请台湾政界人物访问。而即使哈维尔总统之后，捷克执政者一度更注重与北京发展关系，但捷克社会始终有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声音，它与台湾之间的合作也从未中断。 郑得兴：“对华政策比较僵硬的国家，大部分是传统欧洲大国，他们的外交政策不像中小国家那样比较有弹性。捷克是一个小国，它不会影响中国，而其实中国也基本上也影响不了捷克。而且捷克也认为，它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历史记忆是不喜欢被别人强迫做不喜欢的事情，像苏联或纳粹德国那样，主要是因为自由民主的理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曾访问捷克，那时候捷克总统比较亲中，也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有一种基本的想象。捷克是民主政治，就有政党轮替，有人比较亲中，有人则比较有不同看法。在政党轮替之外，近年国际局势也发生很大变化，捷克国内本身就有一种反霸权、争取自由民主的理想，所以，从意识形态上看，这刚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如今捷克与台湾关系特别好。如今总统、总理和两院议长都是偏右的人士，这使得捷克与台湾关系更加密切。捷克下议院议长刚刚率领一个150多人的代表团访问台湾，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代表团。当然这种往来有不同层面，其中很大部分更是与台湾的民间往来，一直都主要体现在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 “台湾政府一向比较低调和务实” 法广：您的意思是，虽然捷克政坛近些年外交政策一度比较亲中，但捷克与台湾的民间交流其实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 郑得兴：“没有受到影响。台湾与捷克交流的模式本来也就不太高调。台湾其实也没有太大本钱，去做太多政治上的动作。比如台湾在捷克代表处，或在捷克的台湾人，我个人认为，他们都比较低调，也不太去触动敏感的政治议题。捷克政府因此发现与台湾交往比较可靠，感觉在交往过程中，台湾不会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且，我觉得捷克政府所采取的一些相应措施，很大部分也是从捷克国家利益着想的。” 法广：捷克新总统帕维尔在当选之后，就立即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引来北京方面的抗议。如您所说，现在捷克政府，从总统，到总理，到议会两院，政治倾向趋于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捷克与台湾的关系会走得更远么？您预期双方关系会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呢？ 郑得兴：“捷克当选总统与蔡英文总统通话，这的确是非常高层级的接触，但我觉得象征意义比较多，实质性的关系还是落实在这些交流层面，而这些交流主要还是一种互利的交流，台湾是否应当提升与捷克的关系的层级？的确有人提出台捷关系是否应当采取立陶宛模式，将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我觉得，更多的政治动作应该不会越来越频繁，但双方的互动交流走得更远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因为这些交流代表着很高的民意。比如参议院议长维特齐或者是这次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娃访问台湾。参议院议长维特齐2020年9月访台时的代表团有90多人，这次众议长率领代表团人数达到150多人。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主任龚明鑫2021年带团回访等等。我觉得这种交流很有实质作用，有很多企业希望发展的项目。至于政府间往来，这二十年来其实一直都有：一些相关部会的部长、次长互访一直都有，但也主要是在经贸、文教领域。” “台湾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改善与否，与国际局势变化有关，基本上也会受这些国家政党以及国内政治的影响，那些右派政党执政的国家对台湾就会有更正面的态度；左派政党就相反。这也是政党轮替的常情。不过，就捷克而言，无论执政者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对台湾的思路基本上一致，因为他们与台湾有比较紧密的经贸关系往来，还有很多人的感情建立在一种同情台湾的正义者立场上——捷克人很有正义感。至于双方关系可以走多远，我觉得台湾的态度很重要。到目前为止，除了这次总统层级的对话之外，台湾政府基本上比较低调和务实。我也觉得没必要采取更高政治敏感度的动作。双边关系之所以能走得很远，正是因为能立足实质交流。”   捷克众议院议长佩卡洛娃·阿达莫娃率领的代表团3月29日结束在台湾的访问行程。3月28日，她在立法院发表演讲时特别强调，捷克语台湾都走过威权时期，如今转型为民主社会。捷克愿意与台湾站在一起。她尤其表示，“要让站在民主对立面的敌人知道，攻击我们要付出很大代价”。

法国在水务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正在受到挑战，中国和以色列威胁着法国水处理工业的市场份额。对北京来说，这是个国家安全问题。因此，不管是对基础设施还是战略联盟，北京都正在进行大规模投资，特别是和以色列的战略联盟。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的法国电视24台的专栏节目“经济智慧”主持人日前采访了弗兰克·加朗，他是与水资源有关的安全问题专家，新兴环境咨询公司“环境应急与安全服务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本次节目就介绍这次采访。 经济智慧：弗兰克·加朗，你好， 弗兰克·加朗：你好， 经济智慧：这么说中国是将水资源列为国家安全问题了？ 弗兰克·加朗：很明显，中国将水资源视为一个战略问题，一个安全问题。这是国防问题。我记得在200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二部组织了一个研讨会，更确切地说是专门针对水资源稀缺和集体安全问题将对中国产生的问题。 经济智慧：气候变化？ 弗兰克·加朗：气候变化加剧了这个问题。但是当时，在2008年，胡锦涛是中国国家主席，要知道，胡锦涛是学水利工程出身。因此，从2002年到2012年，他在水资源方面真正动员了他的国家。这表现在商业、战略基础设施、南水北调工程是向中国北部地区提供用水的真正动脉。关于中国北部，应该了解的是，这里只有中国15%的水资源，但45%的中国人口生活在这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但中国的水资源只占世界的6%。 经济智慧：利用管线调水？ 弗兰克·加朗：从南向北调水的管线是从长江取水，把水运到北方。南水北调最东边的管线——东线已经投入使用，是在2017年完成的，提供用水给像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天津有1400万居民，是中国的第四大城市，今天，天津部分地区的用水是由东线供应，长达数千公里的管线将水从南运到北方。 经济智慧：那么有水，长江水，可还有淡化水的技术。是这样吗？ 弗兰克·加朗：中国自201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海水淡化，首先是作为一种备用资源，但现在作为一种战略资源。证据就在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计划中。最后一个五年计划将于2025年结束，其中就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海水淡化目标。现如今，中国每天淡化160万立方米的海水，160万立方米对我说，并不多，例如像巴塞罗那，就有一个海水淡化厂，每天淡化约20万立方米的海水，大约相当于城市需求的20%。因此，中国已经开始建造大约140个海水淡化厂。中国目前还没有达到沙特阿拉伯的水平，在世界海水淡化能力方面，目前沙特毫无争议的是世界第一，每天淡化750万立方米的海水送往沙特各地，作为日常用水。但中国正在崛起。它将成为一个主要的海水淡化大国。我们之前谈到了天津。直到现在是南水北调给它提供给养。但因为气候变化的后果，水已经不够用了。因此，天津将需要两个海水淡化厂。所有的中国工业也将如此。 经济智慧：还有人工降雨的技术。 弗兰克·加朗：这是改变气候的技术，很让人担心，特别是中国的邻国。想必一会儿还会再谈到这个问题。在中国，人工降雨从1958年就开始了，是在云层中播撒化学无机物——碘化银。可以用高炮和火箭播撒，今天中国军方已经成为人工降雨领域的大师。 经济智慧：美国人也是人工降雨这种技术的先驱。 弗兰克·加朗：完全同意。人工降雨技术是塞拉斯程序，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是在越南战争期间，被用来对敌方进行降雨，确切地说是针对胡志明的后勤补给线进行降雨。中国从1958年开始使用这项技术，如今在人造雨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北京最近宣布，作为将在2025年结束的五年计划中的一部分，在面积相当于印度1.5倍的领土上进行实验，给出是印度面积的 1.5 倍这个数字，并非巧合，因为这些实验性方案和人工降雨的云端发射具体方案都备受关注，尤其是中国南边的大邻居印度，他自己就面临着水资源匮乏的问题。 经济智慧：那么，为什么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结成战略联盟？以色列在这些技术领域也是领先者吗？ 弗兰克·加朗：是这样的，以色列是一个诞生在沙漠中的国家，它把水资源作为国家安全和国防问题。因此，以色列在上个世纪5、60年代就已经开发了海水淡化领域的技术。以色列在废水再利用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请记住，90% 的以色列废水在回收经过处理后重新注入供水系统中，供家庭和农业使用。以色列也已经在智能灌溉领域执世界牛耳。那么，所有这些使以色列强大的技术，赋予了它韧性，特别是对气候变化的后果具有非常强的抵抗力，这些技术都是出口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自2017年以来，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交流增长了一倍多，中国的战略主题之一是水资源，准确地说，中国希望从以色列进口以色列的技术专利，而且以色列的技术在这个领域绝对是了不起的。当然，中国也会非常仔细地研究法国公司在这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可以提供很多答案。 经济智慧：在谈到法国之前，这是否非常明确地意味着中国正从以色列转让技术？ 弗兰克·加朗：今天，中国正在建设废水再利用、海水淡化方面的能力，并且正在学习中国在核领域、航天领域以及，我想说的所有其他高科技领域中获得的知识经验。当看到中国到2030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雄心壮志时，他们自己学习，但同时也向外部学习。而这正是在水资源领域中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水资源已经成为中国的战略问题。 经济智慧：为了征服市场以色列公司和中国公司之间的伙伴关系是件值得害怕的事情？还是已经存在的事情？ 弗兰克·加朗：显然，会有一些便利的联盟，特别是在非洲，以色列的水务公司已经进入当地，而中国公司在那里更是突出。 经济智慧：他们是否在一起工作呢？ 弗兰克·加朗：还没有，还没有，但很有可能。你知道，在不到十年前当一家中国公司购买葡萄牙水务公司的股票时，是因为这家公司已经进入了非洲市场。因为这家葡萄牙公司在莫桑比克有业务，在安哥拉也有，在安哥拉，以色列的一家水务公司也已经进入。因此，我认为这两个国家之间将会有竞争。但这种竞争也存在于法国公司。是什么导致了威立雅集团和苏伊士集团的合并？是来自外国企业的压力——新加坡企业的、西班牙企业的、韩国企业的和中国企业的压力。如今，拿中国的公司，如北京自来水集团，如中国水务集团为例，它们既是国内市场的重要角色，也是走出国门的参与者，它们将在未来越来越多地这样做，以满足像非洲大陆和东南亚国家对水资源的巨大需求。所以我们处于一场国际竞争中，需要两个大型集团合并。就如同一艘核动力航母戴高乐号那样。而这就是威立雅和苏伊士的合并占上风的原因。 经济智慧：竞争对手之间是否平等？法国在技术上仍然领先、还是完全不？ 弗兰克·加朗：当然的，法国是走在前面的，日常的研发工作使我们能够保持领先地位。但最重要的是，法国拥有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他们通过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取得的经验，用科学和良知来管理供水网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知道，并不是只增加供应量那么简单，还必须发挥市场的需求，而发挥需求意味着修复泄漏，用一大堆传感器将供水网络数字化，这可以让人能够进行干预，从而减少水的流失。而我们看到，在这个领域，法国公司仍然是无可争议的委托管理的世界领先者。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关注、警惕我们的市场份额，在近期或中长期内，不会受到挑战。但这是要通过继续创新，不断拉近距离，通过整合非常有利的专业知识。我们可以从西班牙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威立雅苏伊士合并的后果之一就是将巴塞罗那的水务公司整合纳入了这个价值420亿美元的巨头公司。 经济智慧：确切地说，弗朗克·卡朗，你认为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整合，将欧洲公司联合起来形成巨头企业？还是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竞争水平？ 弗兰克·加朗：我认为这是打造丹枫帆船的第一步，它是水上空客。但是明天早上，确实可以设想一下，现有的德国合作伙伴，他们在德国和中欧其他地方的水务市场很活跃，可以加入这些大型联盟。这些大型联盟能做些什么呢？能够投资，接受援助，运行技能和人员的转移，运营商从他们的经验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并将输出他们的管理能力。 经济智慧：最后一个问题，非常简短的回答。美国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他们就只是看着不干涉吗？ 弗兰克·加朗：要知道五年前，拜登是根据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大纲当选的，他宣布了有关水务领域的一些重要决定。但是美国水务市场的92%属于公共市场，卫生领域95%的市场是公共的。所以美国作为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到目前为止只有公共运营商。 经济智慧：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中国人大政协会议虽然每年一度，但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破任期限制开始第三任期，国务院团队今年几乎全部换人，涉及台湾议题的人事安排近期也有调整，而与此同时，台湾社会也将逐渐进入新的总统大选竞逐状态。2023年两会期间针对近年来持续紧张的两岸关系议题的官方表述是否会传达某种信息，相关政策是否有所调整也格外引人关注。如果说北京对台政策长期是软硬两手并用的话，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育仁先生认为，北京方面所谓对台扩大交流更会是一种单向有选择性的交流。他尤其注意到，蔡英文政府执政近七年来，北京首次公开点名蔡英文为“台独分裂分子头目”。但他认为两岸关系近年持续紧张的主因更是中美关系交恶，而不是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 台海关系不会大幅度缓解 法广：郭育仁先生您好，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刚刚结束。据您的观察，两会在涉台政策表述方面，除了重申“一个中国“、”九二共识“、”反独促统“这些传统立场外，是否有什么新意？是否确实有对台政策”放软“的迹象？ 郭育仁：首先，习近平去年10月16日在中共20大的报告中（提到台湾时）比较多是在划红线，也就是动武的红线。他在政治报告中讲得非常清楚，而且，这是北京第一次把外部势力介入放在“台独”活动之前。所以，去年20大上的政治报告，对习近平来讲，比较大的成分是在划红线。今年3月13日，两会期间，习近平的讲话当然很重要，虽然是老调重弹，基本上第一是呼应他自己去年10月16日政治报告的阐述——外部势力和“台独”活动。第二才是老调重弹，比如“和平统一”、“不放弃武力”、“一个中国”、“一国两制”或强调“九二共识”。这些都是长期以来不变的，但至少习近平这次演讲与去年的政治报告的不同之处，是他提到“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他这次（在两会上的表述）和2018年相比，字数减少超过一半，有112个字，但这112个字的重点是“促统”。2018年用了264个字，重点其实是在反“独”。因为2018年时，两岸关系急冻，当时民进党上台没多久。总体考量，他去年的政治报告与这次3月13日的讲话，可以看出来是软硬两手，并不是像一般媒体报道的那样会大幅度缓解对台紧张关系。 扩大交流？单向有选择性的交流 法广：一些评论此前预测北京会将2023年看作是两岸“交流年”，您乐观看待这样的发展么？ 郭育仁：我觉得比较实际地讲，所谓扩大交流，依照中国的说法，是扩大和台湾各个社会阶层的互动交流与合作。但我觉得这些交流是单向的。这就要提到王沪宁在政协的重要性。王沪宁在政协负责统一战线，也就是统战。习近平去年20大和今年3月13日的讲话，用白话说，就是所谓的统一进程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口号，它必须要落实成具体的行动方案。落实成具体的行动方案的过程中，政协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直以来的辩证法-程序，就是第一，透过民主协商，这个民主协商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扩大对台湾各个社会阶层的交流和交往，通过交往去拟定中国共产党应该怎样去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然后依据这些方案，在国会（人大）立法，有了法源依据之后，就有具体的行动计划。这是中共一直以来所谓统战的辩证法。这个部分很重要。 那我为什么说（这些交流）是单向的，因为去年习近平在10月16日的政治报告里已经讲到，然后在所谓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中也一直不断强调：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要掌握主动权和主控权。换句话说，因为台湾明年的总统大选的状况，目前还不是太明确，所以对习近平来讲，对中共来讲，处理台湾问题，不必去考虑明年台湾执政党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在解决台湾问题山要掌有主动权和主控权。所以我判断，的确，从两会之后，中共会扩大对台湾各个社会阶层的交流，但交流一定是单向的，而且一定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而不是好像台湾慢慢与中国有互动，好像台湾可以慢慢去改善和中国的紧张关系。我不这样认为。 法广：而且即便是单向交流，它会不会也更是有选择的交流？北京的条件是必须承认“九二共识”，那这个所谓的扩大交流是不是也在将军民进党呢？ 郭育仁：没错。（这种交流）不但是有选择性地去和台湾各个社会阶层交往，而且他们会选定他们认为在台湾社会各个层面具有代表性的团体。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团体包括，比如像不久前的佛光山，包含农渔会组织、地方组织、里长组织等都曾去中国。政治团体中，他们选择的条件当然是必须承认“一个中国”，必须承认“九二共识”，以这些作为可以与大陆进行交流和合作的先决条件。 北京首次点名蔡英文为“台独分裂分子头目” 法广：两会刚刚结束，台湾刚刚又失去了一个邦交国：洪都拉斯宣布与北京建交。是否可以说，北京在所谓“放软”的同时，也在提升针对蔡英文政府的外交压力？ 郭育仁：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习近平对台政策的软硬两手。软的一面，就是刚才所说，有选择性的接触台湾各个阶层他们认为有代表性的人民团体。硬的一面就会具体展现在外交和国防方面。在外交领域，中国自去年就已经开始着手与洪都拉斯建交的可能性。更务实地讲，其实中国手上有一个名单，一直在做拉拢台湾的邦交国的工作。在他们觉得到时机惩罚台湾的时候，就会拿掉台湾一个邦交国。所以，去年我们就已经大概知道，与洪都拉斯的外交关系已经难以维持。中共对洪都拉斯使用的当然还是金钱手段。至于这次要处罚台湾的时间点的原因，首先是美国国会成立中国小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这个中国小组的主席（共和党人）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前一阵子密访台湾，而且同蔡英文总统见面。访问当时没有公开，是在他走后才有新闻报道。他此行主要是搜集一些台湾方面的相关讯息，回去之后，美国国会财政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就通过了三项反中法案，例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也通过了四项支持台湾的法案……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当然是把账算在台湾身上。第三个原因当然是现在越来越清除的消息：蔡英文4月会过境美国访问，会有公开活动。但中国认定有外部势力在介入台湾问题或认定有“台独”活动越来越越具体化的时候，就会在外交上或国防领域，惩罚台湾。洪都拉斯（与台湾断交），我认为是这些原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外交部在3月8日在记者会上，提到蔡英文总统访美时，直接点名蔡英文，并且指称她是“台独分裂分子头目“。这是自蔡总统2016年5月上台以来近7年中的第一次！所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蔡英文总统4月访美之后，可能就会被列入”顽固台独分子清单“。 北京对台“总体方略”：掌握主动权和主控权 法广：您刚才提到习近平两会期间讲话提到对台政策“总体方略”。这个方略自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后，轮廓一直很模糊。现在是否有一个更具体的轮廓 郭育仁：根据我们的观察，我们看了很多资料，觉得在这次两会之前，对这个方略讲得最具体的是李义虎。去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国台办发表白皮书（2022年8月，《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从这些资讯来看，主张和平统一还是主调、基调，但是，和平统一与不放弃武力，在中共的逻辑中，在他们的辩证法中，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比较具体地说，这个所谓“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第一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大陆必须掌握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和主控权，第二点是把台湾问题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从这个角度看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第三是看中国作为整体国家战略发展道路上解决台湾问题，第四是不得已而为之，就是如果有外部势力介入，或者是岛内台独活动具体化，就有所谓的武力犯台，用武力解决中国国家统一事业。也就是所谓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并不是一个单一轴线的方略，所谓的总体方略是把台湾放在各个不同的发展路径上，去处理统一问题。 两岸关系急冻的主因更是中美关系恶化 法广：民进党在去年的九合一选举中受到挫败，这是否意味着蔡英文政府的抗中保台的路线开始显示出某种局限性？两岸关系持续紧张这么多年，民进党政府是否确实难有作为，只有维持紧张关系这一种选择？ 郭育仁：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拉大框架来看。我一直认为两岸关系态势越来越紧张的主因并不是民进党执政或者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或大陆政策，我觉得其中原因更是美中关系自2018年以后到现在的短短四年间急速恶化。蔡英文2016年5月20日就职演说中讲得非常清楚，她当时就已经提到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关系条例。换句话说就是她在2016年就已经提到宪法一中。然后2021年5月的就职演说中，又再提一次。所以，我不认为蔡英文或民进党到目前为止的大陆政策，在路线上，展现所谓“台独分裂”的活动。反倒是美中关系在2018年以后的四年间急速恶化。这个急速恶化的过程，对于台湾来讲，对美关系一直是台湾外交工作的首务，所以，美中关系恶化的过程中，美国一定会强化与台湾的关系。仔细看以下自2018年到现在，台美关系有非常长足的进步，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尤其是在安全领域的支持，越来越具体。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倒果为因，因为美中关系实际上已经在恶化，中国不应该把美中关系恶化的责任强硬套在民进党或蔡英文头上。 法广：但是两岸关系迅速恶化还是随蔡英文政府2016年上台开始的…… 郭育仁：实际上不是从蔡英文上台开始的。比较持平的说法是从蔡英文上台的2016年到2018年这两年间，两岸关系冰冻得没有那么快，只是冻住而已。仔细会看发生的各个事件，尤其2018年3月川普决定与中国打贸易战，之后是科技战。中美开打科技战后，因为半导体产业的关系，台湾想要闪开都没办法闪开，台湾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一定只能加入美国阵营。所以实际上从2018年开始，那一年习近平在两会上的演讲，其中涉台部分总共264个字，为什么是264个字？其实中共也很清楚，美中关系一旦恶化，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势必会强化。这也是为什么去年10月16日中共二十大的时候，习近平要把外部势力放在“台独”活动前面，其实中共自己心里清楚，主因还是因为美中关系搞不定。第二点，两岸关系可以切成几个主要的区块来看，第一，两岸经贸关系并没有因为民进党执政而减缓，反倒是在2022年时两岸经贸总额创新高，达到六兆多台币，很吓人的数字。台湾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超过1000亿美元。就是说经贸关系并没有因为民进党执政而冻结。 另外，两岸的人民往来，在这一点上，先踩刹车的也不是台湾，而是中国：先是限制陆客自由行，然后限制陆生来台。所以，持平来看，民进党做了什么事情，让两岸关系如此紧张？其实没有。 第三，在军事层面，基本上从2016年到现在接近7年间，人民解放军在台海周边所有活动几乎都是既定计划。就是说，今天即使是国民党从2016年执政到现在，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活动并不会改变。 所以，如果持平从各个方面来看，就我的观点，我没办法把这些责任放在蔡英文或民进党政府身上。 我还想补充说，马英九时代的两岸关系，如果站在中国的立场来看，其实就是温水煮青蛙，也就是让台湾逐渐卸去对中国的心防。对台湾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这种温水煮青蛙的趋势如果在2016年之后继续到现在，那现在的台湾是完全连谈判的本钱都丧失了。我认为2016年蔡英文政府上台是一次wake up call，对台湾来讲是一记警钟。让政府和人民同时可以认知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3月10日，对西藏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1959年的这一天，出于对达赖喇嘛的保护，藏族人在当地发起抗议活动，最后演变为大规模起义, 导致达赖喇嘛及数万名藏人流亡印度。在流亡藏人眼中，3月10日为正式起义、反抗中共的日子；北京则视1959年的西藏事件为“武装叛乱”。因此，无论对中国政府、还是藏人来说，每年的3月10日，都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流亡藏人都会举办纪念活动，活跃在海外的人权志士也在近年来发起类似活动。今年即将迎来3月10日的前夕，欧洲之声、西藏之页和光传媒共同发起全球网络纪念活动。我们请本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介绍一下本次活动的相关情况。 法广：首先请您谈谈举办全球网络纪念活动的意义。 廖天琪：我在德国生活了数十年，随着时局的变化，德国社会有时会出现「仇外」的现象，(英文Xenophobia, 德文Fremdenfeindlichkei)，比如有人放火烧难民营，甚至多年前有一个案子，几个德国人杀害了9名土耳其人，这种事情一发生，世界就产生「新纳粹主义」的恐惧。其实，我个人认为这种担忧有点过慮，因为二战后，德国，特别是西德方面彻底进行「去纳粹化」，忏悔、反思、问责、赔偿不一而足， 社会上推行一种「记忆文化」，也就是在公共领域，不断地对民众唤起对本民族的历史记忆，特别是自己的「犯罪历史」，深究其发生的原因和造成的后果。这种集体记忆形成一种社会认知和意识，无形地成为一种「照妖镜」，防止自己重蹈覆辙。 共产党这个百年老店统治中国已达四分之三世纪，其所犯下的屠杀自己人民的反人类罪，简直罄竹难书，被斗死、饿死、折磨死的国人超过几千万，但是直到今天犯罪的共产党还继续统治着国家，掌握一切信息、知识、串改历史、压制异议。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不知道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不知晓中共对人民和对异族西藏犯下的罪行。很多人都知道「西藏平暴」、「藏区骚乱」，却弄不清事情原委，谁是凶手，谁是受害者。其实世界历史早有书写，有所定论，那是五十年代中共歧视藏人的文化与宗教，错误的政策导致那里的饥荒，共党干部的暴力统治激起藏人的反抗，解放军于是大规模屠杀藏人，捣毁寺庙，达赖喇嘛被迫流亡。 中共恐惧的「敏感」日子多了去了，1959年3月10日那个血腥的日期自然是个禁忌，它绝口不提，在中国也没有人会去追忆，因此我们海外知情的华人社会，每年都要纪念这个以中国人名义犯下的罪行。唤起人们的记忆，唤醒人们的良知。 換句話說，就是要「还原真相，抗拒遗忘」。  法广：与往年的活动相比，今年的纪念活动有着怎样的特殊之处？ 廖天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时至今日还看不到停战的征兆。采用暴力、战争来豪夺他国的土地、资源，这是犯下了严重的反人类罪。从普京的心态和行为，人们警惕到一个极权国家的不可预测，不可信赖，这对被侵略的国家造成多么大的人道和实质性的灾难，对世界的稳定繁荣给予多沉重的打击。对照之下，达赖喇嘛面对中国的欺凌、掠夺和压迫却提出了极有智慧的应对方案——「中间道路」。为了不触怒中国的大国野心和贪婪，为了保护西藏人民的生命和物质基础，他退一步海阔天空，只寻求西藏的真正自治，要求保护藏族文化、宗教。中间道路的理念就是避战和消弭暴力的良方。 我们今年的纪念西藏自由抗暴64周年的网络会议，就重新提出支持「中间道路」，要求汉藏民族之间的互相谅解宽容，这两个民族之间并没有解不开的仇恨和心结，有的痛苦和误解都是中共错误的政策造成的。 战争期间，人们更加渴望和平，眼见乌克兰遭受荼毒，人民凄惨亡命，我们就更加庆幸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问题上提出来的睿智解决之道。希望习近平政府能理性地接下这递上来的橄榄枝。 法广：近来，随着新冠疫情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西藏议题受到的关注度有所减小。藏人的抗争方式是否有所改变？  廖天琪：最近几年国际局势的变化令人十分焦虑。除了俄乌战争，还有扩展到世界的新冠疫情，让全球的经济、食物、能源的供应链都受到极大的震动。香港在国安法的压制下呻吟，人才外流，外资撤离，言论自由甚至个人基本权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新疆的人权问题已经国际化了。台海两岸剑拔弩张，也让国际政治平添了紧张的氛围。在此情况下，西藏问题的确有点边缘化了。虽然藏人的争抗方式，如自焚抗议令人心痛，但是对国际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依然十分微弱，这只在少数知情人的良心上引发不安，但是毕竟没有动摇西方社会的利益，因而影响不大。 其实中国对于西藏的控制和压迫更甚于前，比如在藏区大规模采集藏人的DNA，并且设立强制性儿童寄宿学校等。 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的流亡政府始终遵循达赖喇嘛温和的「中间道路」，并且实施民主选举，选出自己的司政来主持政务。形式上是政教分离，当然实际上藏人的机构完全是遵循达赖喇嘛的温和理性的对华战略。今年二月是藏历2150水兔年，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他的新年贺词里曾说：「我们在任何活动中都要遵循赖喇嘛尊者的领导、他的开示、他的理念。无论是解决中藏冲突，还是照顾流亡藏人民众的福祉。」边巴次仁务实理性，更多地走进国际社会。 去年10月他到布鲁塞尔访问了欧洲各国政要，并且访问了瑞典、德国、捷克、比利时等国。今年二月间他到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遍访各地的藏人社区，他的欧美出行，拓宽了流亡藏人政府的国际空间。同时在一次BBC的采访中，他对北京方面也释出愿意和谈的善意。 法广：随着2023年中国人大的召开，以及政府的重大改组，可否期待北京对藏政策会发生一些转变？ 廖天琪：北京3月间例行召开两会，其实政经方面的政策和布局早都定下了，开会不过让3千名「橡皮图章」届时举举手，三呼万岁走走过场罢了。 至于对藏政策，那早几年就已经定下了，2020年12月27日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而几个月前，即2020年8月28至29日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就为治藏定了基调和方针，在民族政策方面：要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放在首位，也就是要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将藏传佛教中国化；在经济领域：要发展基建，推动公路铁路的修建和通车，改善民生，解决极度贫困；在生态方面，保护生态，清洁能源等。换句话说，就是要把西藏变成中国，把藏人变成汉人，把藏传佛教变成中国佛教。 邓小平当年说的那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深圳这样一个原本朴实的渔村，不过数十年就发展成今日披金戴银、妖娆艳俗、一身铜臭的准现代化中国大城市，就是拜他这句话所赐。 青藏高原的原生生态，牧民农民的生活方式，敬拜佛祖的虔诚是否就要被「中国式社会主义」所同化、异化了？若干年后，我们在拉萨也可能会看到摩天大楼、红男绿女、车水马龙吗？习近平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果在藏区实现了，那才真叫人欲哭无泪呢。

自2016年民进党领导人蔡英文就任台湾中华民国总统以来，马英九时代的两岸“外交休兵”已不复存在。北京当局不断提升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压力的同时，努力压缩台湾的外交空间，台湾原本无数不多的邦交国不断减少。但近年来，台湾的国会外交却日渐活跃，尤其是欧美国家的议员竞相访问台湾，也不断引发北京方面的抗议。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应更在2022年8月初，随美国众议院议长佩罗西的访台行程，而演变成第四次台海危机。2019年自中国城市武汉开始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是否是台湾国会外交的转折点？台湾朝野两大党面对不断引发北京恼怒的国会外交是否立场一致？相关国家朝野在中国议题上的不同立场是否也令台湾国会外交面对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台湾国会外交有哪些重点？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兼系主任卢业中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他的观察与分析。 国会外交——台湾在国际社会的真实存在的重要方式 法广：由于北京方面的努力，台湾近年来失去一些邦交国，但台湾的国会外交却取得很大进展。新冠疫情这三年是否可以看作是台湾国会外交的转折点？ 卢业中：台湾国会外交最主要的一个缘由是两岸关系。北京方面一直在国际上强力推销它的“一个中国”原则，使得很多国家因为要遵守各自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台湾，尤其是行政部门的互动和联系都受到比较多的限制。相较之下，立法院在国际间的互动有比较多的空间。这些空间最主要的由来是因为在国会外交中，立法院象征着台湾的最高民意，同时也比较不受到各国行政部门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对于台湾行政部门两者间互动的限制，所以有比较多的空间。台湾的国会外交其实在新冠疫情前就已经在积极推动，立法院内部也成立了很多与不同国家国会议员之间的友好团体。这些联谊会性质的团体一方面可以强化台湾和个别国家国会议员的沟通、联系感情的互动，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因为台湾立法院和行政部门之间基本上在很多议题上都有一定合作，所以，这样与其它国家国会议员的互动，其实也有助于台湾通过国会的力量，来促进其它国家进一步了解台湾。这是国会外交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取向。 新冠疫情发生这三年中，台湾的国会外交也伴随疫情，采取了一些必要手段，做了一些转型。我们在这段时间看到，台湾在外交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和突破，比如新冠疫情发生前后，我们与捷克国会的往来以及捷克议长来访等等，这都是国会外交重要的一些成就。 现在疫情出现和缓，台湾与国际社会的往来也慢慢恢复。我们看到，在过去几个月中，台湾立法院与日本、与英国等国国会议员的联谊会也开始恢复了一些互动，有台湾议员前往相关国家访问。这些都是凸显台湾在国际社会的真实存在的重要方式。 跨党派运作模式是国会外交的重要特点 法广：台湾国会外交的一个特殊之处是它牵扯台海两岸关系。每一次有其它国家国会高层来访，北京方面几乎无例外都会提出抗议，有时候抗议调门还非常高。但在两岸关系议题上，台湾朝野两党立场不同。在来自北京的压力下，台湾朝野在推动国会外交议题上，立场是否一致呢？ 卢业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以说，台湾内部因为两岸关系的影响，再加上不同政党之间的一些内政考量，所以在很多议题上，两党立场不一致。但很有意思的是，在国会外交议题上，其实实际运作都是跨党派模式。在组织安排上，我们可以举例，比如台湾国会与波兰或马来西亚、以色列等国议会都有联谊会。会长通常都是（立法院）多数党代表担任，副会长基本上是由第二大党担任，就是说（这些联谊会）基本上是跨党派合作的平台。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每次出访或者接待比如捷克国会议长来访，也都是跨党派的共识。所以在推动国会外交议题上，我相信立法院内部，不分朝野，立场基本上比较一致，也就是：我们必须要走出去，要有这样的国际联系。 台湾是民主国家，自然就有内部的政党竞争。但国会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跨党派模式。比如台湾与日本国会的联谊会，会长是现任立法院院长，这凸显至少台湾方面非常重视与日本的关系。至于其它的联谊会，会长和副会长一定是有两个不同党派代表出任。有些联谊会有资深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可能是国防外交委员会中比较资深的议员来担任台湾与特定国家的联谊会会长，副会长就由另外一个政党搭配。这些都凸显台湾立法院作为最高民意机关，认定国会外交的重要性，也在持续不分朝野地一起推动。在台湾目前相对比较困难的外交情势下，这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也愿意支持的一种做法。 法广：国会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相关国家朝野在他们与中国关系问题上的立场。尤其是在民主国家，政党轮替有时候会很频繁。台湾的国会外交是否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太多的变数？台湾如何与这些国家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友好关系？ 卢业中：我想，与台湾互动的这些国家也是把国会外交当作是行政部门、官方正式邦交关系之外的一个可以促进该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方式。国会外交的推动固然有自身的局限性，也同时受制于北京方面的“一个中国”原则等等，但在实质运作中，最主要的是各方在互动中都体认到政治现实。这个政治现实有两个部分，一是来自北京的压力，这一点确实存在，二是该国与台湾确实有互动的需要，也是基于这第二部分元素，双方才有密切的联系。鉴于这两个主要考量，各方在运作中，实际上都希望避免过多的政治纷扰，以便达成实质上的互动和交流。 这些互动与交流可以分两个部分来看，一是因为台湾自身的五权宪法（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和考试五权分立），但是，立法权在帮助行政部门研理一些法案的时候有一些施力点，所以，我相信其它国家与台湾立法院互动时，也是希望从这一点着手，也就是通过立法院，来加强两边行政部门的一些所谓工作上的联系。另外一点更为重要，就是以国会外交来讲，北京方面抱怨也好或政治上一些冲突也好，但说到底还是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安排，因为这毕竟不是正式的行政部门对行政部门，或建交类的联系方式。所以，北京方面可能会升高抗议的态势，但同一时间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考量，换句话说，这些抗议可能不至于无限上纲，大概还是有一个底线在。 谈到新冠疫情期间的一些发展，您刚才提到2020年捷克议长访台，或者此后台湾与立陶宛之间关系的发展，北京方面在这两个议题上反弹比较强烈。我觉得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两岸关系近些年的变化，另外一个原因是美中关系的变化——这一点当然是最重要的因素。另外还有一些因素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捷克，还是立陶宛，这些国家过去跟北京关系比较密切，因为这些国家都曾经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后来才慢慢转型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民主国家，北京可能有些难以接受这些是所谓非传统西方国家，现在选择和台湾建立友好关系。所以他们做了比较多，也比较激进的表态。 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些例子，比如台湾与英国国会议员交流协会过去这几个月十分活跃，台湾立法委员也去英国访问。这个协会的会长是国民党籍的江启臣先生。可能因为英国是大国，也可能是北京方面认为这是个传统的民主国家，而台湾与英国议员交流协会的会长又是台湾内部的反对党，所以北京方面在这些互动的抱怨似乎就比较少。 法广：任何外交关系都不可能是纯政治关系，总会需要一些具体的体现，需要双方能开展具体的交流合作。那么，台湾从财力上是否能支撑一个全方位的外交往来？还是它有自己的重点？ 卢业中：整体来说，台湾外交政策确实有一些重点，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源有限。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无论在政治或经济层面，投注到对台湾来说更重要的国家是台湾政府不断在思考的问题。这其中可以分成几个部分，首先当然是台湾的邦交国。台湾现在有14个邦交国，政府在外交政策的执行中，不会减少对邦交国的资源；另外一些国家与台湾没有邦交关系，但也被看作是重要国家，比如法国、英国、美国等等。这些国家对台湾自身的安全来说绝对是相当相当重要。介于这两类之间，还有一些国家与台湾在国际事务中的关系没有这么近，但可能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东欧国家。这些国家的民主转型有明显的象征性意义，台湾在民主价值或人权价值上竭力投入，希望塑造我们的民主价值拥护者形象，所以台湾对这些国家也会投注资源。但是，诚如刚才所说，我自己的观察是，台湾在资源配置方面有自己的优先次序：邦交国、重要国家，然后是有象征意义的国家。 法广：您提到台湾与法国、与英国这些欧洲的传统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台湾与欧盟的关系处于怎样的情况呢？国会外交可以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卢业中：整体来说，台湾过去几年与欧盟的关系持续增进。比如近期双方有关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就取得一些进展。台湾对此确实乐观其成。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台湾的民主化经过了一个转型历程，所以，通过国会外交，台湾可以大程度地彰显台湾如何珍视自己这些经验与历程，而欧盟现在被看作是柔性力量的重要的国际社会领导者，所以，在人权、民主这些价值上，我们双方有很多可以互相借鉴、彼此交流的地方。从这点来说，我们刚才提到立陶宛的例子，或者捷克的例子，其实都是以国会外交作为出发点，然后推动行政部门做了一些政策上面的转变，比如立陶宛接受台湾去那里开设代表处，等等，这些对台湾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国会外交：维持台湾与国际社会可持续性互动 法广：国会外交的前景是什么呢？它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否也面对类似玻璃天花板式的局限呢？ 卢业中：我想，国会外交的局限性是它不能取代双边的官方正式关系。但是在这样的限制之下，国会外交很多部分都可以持续运作、推动和强化。多数与台湾国会联系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就会有政党轮替的可能性。从国会外交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与各国主要政党都保持联系，无论它是否执政党，这有助于台湾进一步与国际社会维持可持续性的互动关系。从传统外交的角度看，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国会外交既然不能取代正式的邦交关系，也就没有什么用。但是我觉得，台湾的国会外交恰恰凸显，国会外交与正式的官方外交关系，彼此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互相取代或互相竞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