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节目

高敬文先生（Jean-Pierre Cabestan）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远东政治专家，现任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的系主任。他长期以来关注和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等问题，2018年出版了新著《中国的未来：民主或专制》，对中国政治体制及其走向进行深入探讨。 最近高敬文先生在返回法国之际接受法广专访，谈到他对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未来可能性，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及后果以及新疆再教育营问题等问题的看法。 法广： 您在《中国的未来：民主或专制》一书中如何分析和预见中国未来民主走向？ 高敬文：我比较悲观，有很多原因，但最主要有两个。 首先， 中国如果要继续维持一党专制就要对反对或想改变一党制的人进行打压，所以中共不可能接受在野党的出现，因为一旦有在野党，积极分子就会被抓，被关押强迫坐牢。其次，中国老百姓大部分也不要求民主。当然有些精英希望中国慢慢朝民主化发展，但他们为数很少，也没有多少空间可以发表意见，让大家了解认识他们的想法。 而且我在这本书里对中国的政治价值观进行了分析，我想中国的政治价值观不仅很传统，而且受到共产党影响很深。中国共产党1949年开始执政以来，持续了70年时间了，中国没有办法发展民主文化，所以，我想可以说中国大陆今天缺乏民主文化，这也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会有所发展，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发展很快，但是一般中产阶级并不特别要求民主，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和自身利益，所以，谈到改变一党制度的问题可能还为时过早。 法广：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共产党将近百岁，中共见证也70年了，是否可以说中共还是有它独特的统治方式，包括强势打压？ 高敬文：我想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很有实力，已经有九千万党员，总数超过了德国人口，但有何意义呢？中共的问题是这是一个完全不透明的组织，如果不是党员就无法认同中共，对共产党的活动也不会有兴趣。所以我想未来共产党将遇到很大的挑战。因为如果要保持一党制度 ，就要保持秘密社会的方式，一旦公开就有分裂的危险，可能会分裂成两三个不同的派系，我想党内现在有自由派、改革派、保守派、独裁民族主义等派别。 习近平属于保守的，要强国强军的派系。 所以我觉得共产党现在还有未来，因为没有其他的势力可以取代它执政和领导中国。但未来最大的挑战就是内部的冲突，冲突会导致共产党内部的分裂，但这不是明天就会发生的。 法广：从全球范围看，你认为中国目前是否真的很强大？ 高敬文：可以这样说，但中国现在还有很多弱点，而中国人自己最清楚弱点所在。这是一个上下级关系很强的制度，但缺乏团结性，每个人都只关心自身利益，大公司都要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我认为缺乏和谐，反而有很多冲突。 同时也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当然，习近平权力很大，但这个权利是否被接受也有疑问。我想精英阶层中很多人有意见，特别是他2018年三月修改宪法（按：取消主席任期限制）以来，很多精英阶层对他有意无限期担任国家主席有意见。这是一个退后的决定，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念相反，是恢复个人崇拜，要终身做领袖的行为。这一点正是邓小平反对和担心的，因为这样会导致毛泽东这样的独裁再次出现的危险。 当然，独裁可以让中国在国际上比较强，但在国内有缺陷，比如权利继承和传承的问题都没有任何制度化的安排，每次权利交接都犹如政变。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弱点。 关于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战，我认为中国之前利用全球化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发展，可以说滥用世贸组织的规定得到快速发展，出口多，进口少，加强外贸地位。但是我觉得现在除了美国外，其他包括欧盟在内的国家都有很大意见，认为中国态度很过分，不想继续这样继续下去。 欧洲是自由的经济，不给国企补贴，但中国的国企一直有政府的补贴，欧洲是开放的市场，但中国市场并不开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然不可能进行公平的竞争。所以我觉得现在到了一个该发生改变的时间了，中国经济将变软，会遇到更多困难。不仅经济发展减速，还有地方债务的问题，同时也有很多国企赔钱，比如大家都一直认为很成功也很方便的高铁，高铁票价很便宜，但高铁是赔钱的，赔得很多，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很多国企都赔钱，中国政府继续予以补贴，将无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这是也需要注意的地方，我认为中国经济将来要面临更多的挑战和问题。 法广：中国经济下行也在国际上引发担心，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很多国家实施高额贷款，俗称”大撒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这些接受了中国巨额贷款的国家是否也会面临风险？ 高敬文：要小心，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危险。有些国家都对中国债务很高，尤其是吉布提，这个国家的债务超过GDP百分之百，其中百分之八十是中国债务，对这个人口仅有一百万的小国来说这是个很高的数据。 另外还有巴基斯坦等国家都有这个问题，最近德国一个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已经超过了经合组织，这个结果很有意思，但也只是估计数据，因为这些中国对外的贷款有一部分钱并不离开中国，实际上只是从银行转到了国企中，也就是说，由国营企业完成一个项目，但钱不离开中国，但是发展中国家却要还钱给中国，如果没有钱就需要用石油还，比如安哥拉，委内瑞拉，刚果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对没有石油的国家就很麻烦。 所以，今年“一带一路”的论坛上，习近平说得就很清楚，说要小心，尽管这不是自我批评，但他承认要更加负责，在贷款之前要看这个国家有没有还钱的能力。 中国希望为国企拉来更多的项目，目前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半以上是中国公司参与制造的。可以说中国贡献很大，地位也很高，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持续性的发展，如果不能持续，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法广：您如何看目前新疆的局势？ 高敬文：新疆一个真正的悲剧，但我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的想法和战略，未来对中国并不好。 当然我了解每个国家都要控制恐怖分子，但是怎么可以把维吾尔族20%的人口关进“集中营”（按：中国称再教育营）？希望这些人被洗脑？但是这些人会改善吗？他们离开后，会更加仇恨汉人，所以今后维汉如何共处？如何恢复和谐？这一点我不了解。 我们知道现在维吾尔族和汉族无法在一起生活，所以我担心恐怖分子今后的活动可能会更加厉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国际社会也予以了关注，但是面对中国这个强国，哪个国家敢说话？ 大部分伊斯兰教国家也不敢发声，有一段时间土耳其曾经发声，但习近平立即请土国总统埃尔多安到北京访问，之后就闭嘴了。因为中国给了他很多项目，很多钱。所以现在土耳其政府不敢说话，欠中国很多钱的巴基斯坦政府也一样。唯一敢提意见的是美国和欧洲，但是是否会进行制裁？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感谢高敬文先生接受法广专访。

1969年的7月16日，尼尔-阿姆斯特朗，巴兹-阿尔德林和米歇尔-柯林斯三名美国宇航员乘坐的阿波罗11号从地球的佛罗里达州启程。它飞向月球，其中阿姆斯特朗的左脚在7月21日踏上了月球表面，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足迹留在了月表。50年过去了，这“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依旧在瀚海星辰的宇宙探索中，熠熠生辉。 三名宇航员中，阿姆斯特朗已经在2012年辞世，柯林斯和阿尔德林则已分别88岁和89岁高龄。柯林斯在本周二表示，当时登月计划航行小组感受到的是世界级的重担在肩，“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50年前这一切发生的起始点：肯尼迪太空中心，今年筹办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全美国也通过首次展示阿姆斯特朗穿过的宇航服等，纪念人类首次登月。 4天的飞行之后，名为“鹰”的登月舱抵达月表。几小时之后，阿姆斯特朗走出舱门，接着是阿尔德林。柯林斯则作为驱动控制系统的掌舵者，留在了绕月轨道上的指令舱“哥伦比亚”号当中。这是返回地球家园的唯一交通工具。柯林斯在周二回忆称：“人们总是询问我，是否感觉自己是全太阳系最孤独的人，尤其是当我独自一人在轨道上等待其他两人登月之际，但我的回答是，我不孤独，我当时感觉很好！”但他在等待的22个小时当中，内心的确恐惧异常。他事后称：“六个月以来，我的秘密恐惧就是，可能要把阿姆斯特朗和阿尔德林抛弃在月球上，然后我一个人重返地球，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不会自杀，但我会在余生每一天都花大力气决定继续活下去”。 柯林斯紧接着表示：“看到实实在在难比登天的登月计划一切安好，我非常高兴，我喝着一小杯咖啡，手边还有音乐可以随时播放，当时独自留守哥伦比亚指令舱的每分每秒，我都很满足”。1972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曾经邀请柯林斯掌舵阿波罗17号任务，但柯林斯拒绝了，他不希望远离家人又三年。 登月二人组阿姆斯特朗和阿尔德林乘坐“鹰”号登月舱飞得太远，错过了此前选好的着陆点，而当时的燃料已不足支撑1分钟。远在地球休斯顿控制基地的指挥员与登月二人组快速做出了关键的决定：手动控制登月舱降落月表。而当阿姆斯特朗的声音传回地球，冷静坚定而充满鼓舞的话语让休斯顿控制中心欢腾。阿姆斯特朗说：“休斯顿，这儿是静海基地，‘鹰’号成功着陆月表”。两个半小时之中，阿姆斯特朗收集了几公斤的月表样本，并拍摄照片。阿尔德林则安置了一些科研设备。两人留在月表的，有一面美国国旗，和他们的脚印，以及纪念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等人的纪念物。在857张黑白照片和550张彩色照片当中，只有4张能看到阿姆斯特朗。剩下的照片大部分都显示的是阿尔德林的活动。阿姆斯特朗在2001年开玩笑解释说：“这是因为阿尔德林比我更加上相”。 阿尔德林作为第二名登上月球的人，原本将会出席周二的纪念庆典，但最终缺席，没有给出原因。阿尔德林今年已经89岁，仍活跃在推特上，但身体健康和家庭等方面均有很多忧虑之处。而登月第一人阿姆斯特朗早已在2012年辞世，事实上截至目前，在12名曾经登月的宇航员当中，只有4人仍旧活在世上。 曾经的辉煌对比下，1972年之后在没有任何国家把宇航员送上月球，取而代之的则是机器人。布什总统父子两人曾经分别在1989年和2004年承诺美国民众，将会重返月球，之后走向火星，然而国会和民意均对这个耗资巨大的计划有所保留。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征服月球与火星计划，但很快招致航天局的剧烈反应：法新社分析称，2024年美国人重返月球，同时把第一名女性送上月球的计划实在太过仓促，因为现在火箭，指令舱，登月舱等并没有准备好。特朗普近期责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不要再讨论月亮，一门心思研究登上火星”，而柯林斯本人则认为，重返月球没有意义，应该“去火星看看了”。

在对八九六四民运镇压的过程中，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无疑是重要的决策者，这位从15岁开始到法国俄罗斯等地留学，在中共内部斗争中三起三落的的领导人为什么会下决心对民众进行武力镇压，给他一生留下抹不去的阴影。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有对六四持何种态度？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旅美“民间思想家”王康先生，下面就请听对王康的专访： 法广：研究六四民运，很多焦点都会集中在当时手中握有大权的邓小平的身上。当时他为什么会在全世界留在北京的记者瞩目下，动用武力镇压这次民运？请您对邓小平的经历，价值观和理念等方面进行分析… 王康：首先要强调的是，六四的爆发是很多偶然性促成的，但是邓小平作为六四的最高决策者下令进行镇压可以从他自己的人生轨迹上找到些原因。 邓小平是四川人，1904年生于广安县一个地主家庭，15岁刚过就到法国去勤工俭学，1926年又去了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在法国他已经参加了少共，1922年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到了莫斯科他就变成了列宁主义者。              邓小平三起三落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有不同的背景和区别，但共同点就是要通过暴力的手段推翻一切现成制度，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永恒帝国。邓小平可以说在二十几岁就基本完成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也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1926年回到中国刚好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濒临破产之际，他就开始参加各种起义，百色起义就是他当时最得意的一个作品。然后就上了井冈山。在30岁之前就一直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各种要职，包括中共中央秘书长。但第一次被打倒就是他，毛泽东以及其他几个毛派分子，那时候邓小平还是为首的，后来就青云直上，到了49年，他已经是二野率领百万大军的将领，和他的老乡刘伯承一起挺进大别山，挥师大西南到了四川。1949年12月2号，邓小平就征服了抗战大军，占领了国民党的抗战首都重庆，成立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他担任第一书记。1952年大军区调整后他又到了北京。 总而言之，邓小平越来越成为中共权利中枢的成员，到了文化革命之前，他已经成为毛刘朱周陈林邓七大领袖之尾，但实际上他的优势比其他几个人都强。 他个子矮，按四川话讲就是个子矮的人心肠拐，经历的事情比其他人都多，其次，他到法国和莫斯科两个现代革命的中心受到严格的训练，他早年出名，手握大权。邓小平后来做的几件事情历史也不会忘记的。第一就是1957年的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波兰工人政变之后，邓小平坚定要求苏联政府出兵进行镇压的党内高层领导人，1957年，他直接升为中共中央反右办公室的主任，也就是总指挥，后来毛泽东说他自己是“左帅”，邓小平是“副帅”，那时候毛泽东实际上已经非常看好邓小平的干净和老辣，敢下手的性格，到了1958年，他因为脚崴了，所以没有上庐山，因此躲过一劫，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整个中苏的论战，也就是所谓的中共中央发表的对苏联的批评的“九评”，实际上主要的组织者就是邓小平，他当时曾被称为党内的“百科全书”。邓小平晚年说自己没有什么理论，只懂“白猫黑猫”是故作谦虚。 后来他第二次被打倒后奇迹般的复出，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推荐，说邓小平是人才难得。然后邓小平就有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整顿，他当然看不惯文革上台的那帮书生，包括毛泽东的老婆江青这些人的为非作歹。因为在他的眼里，这些人已经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所以他要进行整顿。当时毛还在，所以就直接伤害到了毛的威信，所有又被毛拿下，这是他第二次倒霉。 第三次倒霉，就是1975年周恩来死了以后发生的“四五运动”，当时学生和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上集会纪念周恩来，实际上是剑指毛泽东。我认为，从历史观点来看，那次四五运动比六四更加成熟 。因为他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秦皇时代已经过去”，人民不再愚不可及，锋芒直指毛泽东。事实上毛泽东在两年之后离世。但是那一年，邓小平被中共内部的左派指为“纳吉”，纳吉就是匈牙利事变中主张改革和人道民主的总理，后来他在匈牙利事件后被绞死，被认为是反革命政变的头目，邓小平再次倒霉。     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手都要硬 这些特殊的经历让邓小平在共产党内具有了特殊的人格，包括两点： 首先，毛泽东的统治哲学就是中国人民不配享有思想，中国人民要生活在恐惧中。邓小平直接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即中国人不配享有思想，中国要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人民应该保证温饱，否则共产党的江山就维持不下去了。实际上，改革开放就是来自于邓小平的关于温饱的概念，后来他就提出的建立小康社会就是达到温饱的社会一个基本的目标，但是，他也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手都要硬，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说人民不能有思想，不配有思想，这样共产党的统治可能维持，人民才有温饱可言。 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最大不同就是，他通过自己的三起三落，知道人需要吃饭。 他自己的儿子邓朴方也在文革中致残，所以邓小平作为一个父亲或他本身三起三落的经历，他非常知道中国人惧怕什么。中国人最惧怕的不是没有思想，中国人惧怕的是没有温饱，邓小平深知这一点，后来他启用的人都是在农业上有作为的，包括赵紫阳和万里。 他在1978年三中全会后掌握了大权，但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当过共产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也没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也没当过总理，他最高的职位就是副总理，但他掌握着真正的实权，就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把枪杆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从这一点看，邓小平对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和共产党的本性都没有看走眼。 法广：今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您如何看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和他对六四的态度？ 王康：我想把习近平的统治哲学及基本原则和八九六四联系在一起说。恐怕很少有人注意到，习近平现在要建立他的红色帝国及其世界目标都和89年有很深刻的内在联系。 1989年邓小平悍然在天安门广场用野战军等正规部队，派坦克进行血腥镇压。他的理论很简单，首先不怕国际谴责，也不怕国际制裁。实际上他的确不怕，不怕任何后果。也就是说，既然共产党能够派军队进行公开镇压，就可以无所不为。所以镇压之后中国的官倒和腐败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同时邓小平启用前右派分子朱镕基这个有才干的人，利用克林顿政府要和中国做生意的心理，最终加入了WTO 。 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两种情况：当时刚好冷战终结，世界全球化时代正在到来，全球资金技术和劳动力不受阻碍地进行交流，而中国是最大的市场。加入WTO和全球化的出现这两者加起来，就让中国获得了最大的全球化的红利，中国的国家财富，共产党的财产比任何时代的共产党的国家都要雄厚的多。这就给习近平上台后的狂妄和目标准备了物质基础。第三，六四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恶劣的结果。               习近平成功秘诀：巨富的国家加无思想的人民 六四遭到镇压，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没有人再进行反抗了，一部分人坐牢了，一部分流亡海外，还有人下海经商，也就是中国人不能再有思想，这一点对中国的影响至关重大。市场经济以后，大量的赤手空拳的人物下海经商，发财致富，但前提是要交出思想和自由的权利，不要再过问国家大事。 共产党的急剧腐败和中国人的极具堕落，造成了中国从未有过的现实。毛泽东用政治那中国人变成了政治怪物，造成政治上狂热，完全失去理智的亿万中国人，邓小平用经济发展，用发财等方式把中国人变成了经济怪物；这两者加起来就整体败坏了中国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而且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基本的改观，这就是六四的恶果。 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有天文数字的外汇和内部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但是习近平利用邓小平要中国人只求温饱，不许人民有思想的策略来走完自己的独裁道路。实际上六四以来最大的获益者是谁呢？就是习近平。 我不知道习近平在八九六四前后是否有何种表现，我估计当时他也不敢表态，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去年四月份，邓小平在李鹏儿子李小鹏的陪同下到三峡视察，就是对即将到来的六四三十周年的一个回答，这是向六四发出的一个很明显的信息，也就是说六四所谓的平反 和昭雪绝不可能。 习近平能有今天，他就是六四最大的获益者。从物质上讲，他上台后，中共政府非常有钱，从精神上，他获得了共产党敢做大事，包括大的屠杀事件的“心理自信“。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通过毛泽东和邓小平越过江泽民和胡锦涛传递给习近平的遗产就是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敢做“大事”的气魄和雄心。 王岐山也是六四的受益者，王岐山的岳父姚依林是国务院副总理，是政治局常委，当时他也是六四镇压的坚定派。 总而言之，这批太子党上台就是六四天然而且直接的继承者。 感谢王康先生接受法广专访。 （以上是王康专访部分内容文字整理，点击收听专访完整音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乘专机携夫人彭丽媛，在多位中国高级官员随同下抵达平壤展开两天的国事合作。习近平此行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14年访问朝鲜，也被称为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报道显示，朝鲜极为重视习近平的到访，接待规格前所未有，习近平也成为第一位在锦绣山太阳宫广场接受致敬的外国领导人。 朝鲜官媒劳动新闻称，目前国际关系复杂，重大问题比比皆是，习近平的来访显示出中国方面和政府对朝中友谊的高度重视。 劳动新闻在头版一篇社论中指出，这次访问凸显出从未因任何阻力而动摇的双向关系，也巩固两国人民的紧密关系。 习近平此次访问朝鲜时机和动机如何，旅美政论学者王军涛认为，中国是在下一盘很大的国际博弈棋，他认为，如果说，特朗普重视贸易战的解决的话，那么习近平则有其他的地缘政治考量：请听对王军涛的专访。

本次六四三十周年专题节目的嘉宾是八九流亡报人安琪女士。安琪不仅谈她在八九三十周年之际的感想，也特别强调，目前纪念六四面对未来的关键问题是：政改与换人，谁指望谁？除了反抗专制集权对人的禁锢外，中国所有公民也都应该走出“感性良心价值观”的禁锢，做有人格价值和公民意识的公民。 安琪：关于八九“六四”的个人行为，当年的投入，是出于一种大义，无须多讲，对我个人来说，可以翻篇了。在“六四”三十周年的时候，反思并促进中国的政体改革，才是今天的当务之急。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全方位走向世界的世纪，是中国实现百年梦的世纪。但是如影随形的，仍是自上世纪过渡至今的1989年的“六四”屠杀。三十年过去，人类社会乃至世界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六四”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仍然是一道绕不开的坎。是中国当政者无法摆脱的恶梦。 回头来看，六四镇压三年后的1992年，中国当政者背负着“屠夫之耻”，破釜沉舟，在邓小平“改革就是硬道理”的号令下，全力发展经济，走了一条政治严控，经济崛起的发展之路。 这与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有所不同，八十年代，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正在从政治挂帅和毛泽东思想的迷信中逐渐清醒过来，开始自救，自力更生，改变一穷二白的状态，经济改革自下而上，在逢双改革开放，逢单反自由化的过程中，不断扩大改革范围。应该说，是“文革”十年浩劫，让中国人觉悟到，不能走回头路，人整人的政治运动祸国殃民，当时舆论界流行的一句话是：中国人有避免恐惧的自由。 而“六四”之于中国，既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契机，也是“尚有百姓，却无公民”的退化。 我们看到，中国的发展变化，是强权专制意志的结果，而不是制度转型的结果。在一些发展变化中，客观上有为“六四”正名的契机，但却被经济崛起掩盖而以更加强硬的专制手段错过了。 例如：“九七”（1997）香港回归，是一个转折点。自那时起，因“六四”屠杀而遭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裁，逐渐取消，一些国际财团，开始投入中国市场。 2000年，中国加入国际世贸组织（WTO），这是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一个实质性变化。这一变化让中国整体进入国际视野。中国领导人开始频频出访， 从江泽民时代的四处碰壁，抗议声不绝，到之后的欢迎以致现在的期待，几乎不可同日而语。 我觉得2008年是个转折点。 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第一次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实力和潜质，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对中国人来说，在本国主办奥运会，金牌名列世界前茅，不仅实现了百年梦，而且将它达到了极致。这里，不得不承认，北京“奥运”令西方整体“失语”。因为梦想，西方社会对中国举办奥运的抵触，反而帮助了中国政府对老百姓的蛊惑宣传，中国人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与政府达成一致。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开始强化，不再顾及国际舆论，对内打压，对外强硬，在经济重于政治的国际大环境中，一些西方国家迫于就业压力和经济危机，迎合中共打经济牌，间接助长了中共的霸气，从而淡化普世价值。 奥运以来的十年间，中国执政者六四之后的 “屠夫之耻”的耻感渐渐消失，政治打压日益严酷，而且毫无顾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精神世界的追求和价值观的重建，犬儒主义在中国盛行。历任领导人毫无愧色地继承了“六四”屠杀的权力衣钵。官场风气阴晦，腐败盛嚣尘上，正气抑，邪气升。更严重的是，还豢养了一个队伍庞大的高学历，低人品的智能阶层，颠覆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仕者之风。许许多多知耻与不知耻的“英雄”，在这个平庸的时代，被颠倒了。 中国人，依然生活在恐惧之中。那么，“六四”这个坎能不能迈过去？ 套用一句话，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所谓“匹夫”，就是公民，就是知识分子。能否迈出“六四”这个坎，面对的关键问题是：政改与换人，谁指望谁？ 法广：请具体解释一下...... 安琪: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常常以“知识分子”或“专家”的身分，津津乐道于在执政党的权力高层分面谱论是非，而不是站在自由民主的立场上评判这个制度的弊端，尽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本分和职责。这种现象正如安德烈.洛夫在《知识分子的背叛》序言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极权主义国家中异常的言论与行动在领袖与大众之间徘徊，这样的言行渐渐地越来越激烈，最后真正的精神病流行起来。这样的症状都是要以不得不实行极权主义、建立秩序、行使权力等意志为代价的。” 这正好就是对中国现状的写照。 我想强调指出的是在这种共产体制下，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独裁的必然性。“六四”屠杀这样一个与人类文明进步相悖的野蛮行径，正是专制独裁者为所欲为，将手中权力滥用到极限的结果。除此，恐怕连当事者自己也难以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无数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制度，也是一个害人害己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受害者有可能变成害人者，害人者也可能成为受害者。 包括今天大家怀念的八十年代也是这样。整个八十年代“逢双改革开放，逢单反自由化”的步子基本上是平行的。“改革开放年”，社会的思想文化气氛就比较活跃。“反自由化年”，经济改革滞步不前，思想文化界一片沉寂，报刊整顿接踵而来。在我所工作过的几家报刊中，除一家省级党报外，其它两家尝试改革、倡导新闻自由的青年报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反自由化”运动中被封杀的。极富新闻张力和改革锐气的一份特区报，在八九“六四”后也遭取缔。 法广：三十年后，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如何走出这个怪圈是关键？ 安琪：不仅如此，现在的网络封杀更是登峰造极。 这就回到了刚才说的那个关键性问题，即制度问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个人都是靠不住的。不改革制度，就不能最终杜绝绝对的独裁及其祸患。同时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深受双重禁锢。一种是中央极权的专制对思想的禁锢，另一是那种无形的、缺乏普遍性的“感性良心价值观”的禁锢。而中国知识分子的迷津，恰在于道德价值观的混乱。由此树立的社会“良心”及其话语权利，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不总是良性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 对中国人而言，所谓道德良心，是“大我”中的道德良心，而非个体的道德良心。中国的“大我”，就是以“党天下”为核心，没有个人思想和自由，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的所谓“民主专政”，这一漠视个体存在，无视个人权利的“党教育”，在流亡者中也是根深蒂固的，造成了流亡之初的失落和困惑。这样一种典型的专制造就的英雄神话，很快就破灭了。 应该说，流亡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 我要强调的是公民意识和责任，中国仍然是一个没有人格价值，缺乏公民的社会。八九民运“跪递请愿书”即是一例，这一点值得反思。 事实证明，“在精神奴役的氛围里”，辨识一个独裁者易，不为任何权威所惑，理性地向人们诉说正义和真实难。 最后我想说，促进政改，人人有责。我们要走出“跪递请愿书”的悲情，构建现代社会的人格价值和个体尊严，做公民，不做顺民；坚守理念，不惑东西。 特别感谢安琪接受法广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