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在日本长野县中野市，发生了一起重大凶杀事件，包括两名警察在内4人死亡，长野县警方逮捕了涉嫌杀人的31岁农业经营者青木政宪。 5月25日，青木政宪用刀刺伤了两名从他家门前经过的女性，警察接到报信后开警车赶到现场，青木政宪手持猎枪向警察开枪，将中野警署的警察玉井良树（46岁）和池内卓夫（61岁）杀害。 至于凶杀的原因，据警方调查等，青木政宪的回答非常可笑，他说他想那两个遇害的女性说了他的坏话，在嘲笑他的孤独，而警察来了会向他开枪，因此回家取出猎枪打死了警察。 但是他并没有对家中的母亲和亲戚下手，杀害的人都是他不认识的人。据日本《女性周刊Prime》5月28日报道： 犯罪心理学家出口保行分析以上事件时指出： “他在袭击陌生人的同时，却让作为人质的母亲逃走了，这种类似于‘路人魔’的犯罪，对社会冲击很大。” 根据日本警察厅的定义，所谓“路人魔”事件是指在人们可以自由出入的场所，没有明确的动机，使用凶器等，使不特定的人死亡或受伤的事件。中文一般翻译为“随机杀人”，或“无差别杀伤”。 最近日本此类事件频发，据统计，仅2020年5月到2022年1月，就发生约8-9起，这种几乎没有因果关系和动机不明的大案，在今年也是频发，如今年4月15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和歌山视察当地渔港后准备发表现场讲话之前，一名叫做木村隆二的24岁的男子，向岸田文雄投掷自制的炸弹，此事件震惊日本社会。目前木村隆二对警方的调查表示沉默，没有人知道他干这种事情的动机和原因。 目前日本安全神话正在破灭，日本警察厅今年2月公布的2022年犯罪状况显示，警方全年认定的刑事案件共60.14万起，较2021年增加33285起，增幅为5.9%，为20年来首次增加。 同期，警方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问及过去10年来的治安感觉时，有67.1%的日本受访者认为“治安恶化”，而在问及能够想到的犯罪事例时，首先举出“无差别杀伤”的人最多。 为什么日本有如此多的几乎没有因果关系，不明动机的大案呢？当然这里有犯罪者的个人原因，同时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这种犯罪是绝对是不能允许的，但是如此的犯罪现象和其他刑事犯罪的增加，有没有整个社会更深层的原因呢？这使笔者联想起最近发生的另一起冲击日本社会的重大事件，当然这起事件与上面所举的事件的性质完全不同。 5月18日上午10点15分左右，在位于东京都目黑区目黑的歌舞伎演员市川猿之助（第四代，47岁）的家中，经纪人发现市川猿之助和他的父母倒在地上，紧急拨打了119急救。三人被送往医院。警视厅目黑警察署正在调查详情。市川猿之助被送到医院后还有意识，他的父亲市川段四郎（76 岁）和母亲（75 岁）已被确认死亡。市川猿之助现在已经恢复，警方正在向他听取事情经过。 据称，市川猿之助在自己家的地下室的一个房间上吊，但绳子断了，或者是他自己犹豫不决，因此他没有死，被送到了医院，他现在已经可以说话了。据警方对市川猿之助本人的调查，他说他们家召开家庭会议，说死了之后可以转生，他的父母服用了安眠药。据信其父母是由于饮用安眠药死去，而他本人试图自杀。有人推测，也许是他对5月18日出售的《女性 Seven》中有关于他“性骚扰”和“权力骚然”报道很在意。15月8日发行的该周刊登载了题为《歌舞伎激烈的性伤害！市川猿之助浓郁的性骚扰》的文章，如果报道内容属实，将引起舆论很大的骚动。他在5月18日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说：周刊杂志写了完全没有的事情。”因此媒体纷纷猜测，可能一家人决定全家自杀与该报道有一定的关联。目前无法证明周刊杂志所报道的是否属实，目前笔者无法确认，这些我们暂且不论，但是通过这一事件，结合笔者的研究和调查，笔者认为，从整个日本社会来看，现在日本正在变成一个“监控社会”，监控摄像头无所不在，法律日益严细，各个电车都在抓“痴汉”（在带车中触摸异性的人），害的有些上班族在电车为了避嫌，经常两只手抓住上面的吊环，以示“清白”，因为一次小的恶作剧或者被冤枉一次，就会毁掉人的一生。人们的隐私也越来越无法保护，如果是名人，个人隐私就更无法逃脱大小媒体的追踪、发掘，而法律和道德所能够容忍的“有限恶”，也就是看起来并不符合一些有形和无形的社会规则，但对他人和社会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伤害的行为越来越少，而对于不能和社会同步，不能“合拍中节”的人，就是不遭到惩罚，也会遭到社会激烈的排斥，但是人毕竟是动物的一种，不可能每个动作和行为都循规蹈矩，不可能都是正人君子，但是由于媒体和监控技术的的高度发达，作为人类的基本因素--自然性和动物性的存续空间被无限压缩，完全的“文化化”和“文明化“及“可视化“的社会会使生命能量和心理能量的源泉--非文化的旷野性及心理的无意识层产生”淤塞”的危机，会使人们感到一种精神的窒息感，这样所造成的一些结果，一个是自杀的不断增加，2022日本的自杀人数为2万1881人，同比增加4.2%。自杀死亡率为17.5（每10万人中的自杀者数），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16年对 G20 和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共43 个国家的统计，自杀率排名第1位的是俄罗斯，有31人，第二名是韩国，26.9人，日本以18.5人总排名第七，在七国集团（G7）中排名第一。另一方面，对于极端的人来说，整个社会极其高度的“有序化”和对“有限恶”的容忍性的不断的收缩和下降会产生极度的心理上的窒息感，也可以说，对“小恶”的极度的不宽容会使人的心理抑郁无法发泄，有些时候，会积蓄成产生“大恶”的负能量，会使那种没有特定的攻击对象，而体现为“向整个社会进行报复”的随机杀人、无差别杀伤的现象增多，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种看法，也可能以偏概全。

以日本为轮值主席的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当地时间5月21日下午闭幕，此次峰会在核裁军、对应乌克兰危机、加强印太合作、经济安全等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岸田首相主持的广岛G7峰会，使“新冷战”的态势更加明显，也促使中俄越走越近。 在这次峰会中，岸田政权精心安排，除以往的G7峰会参会首脑等外，还邀请了印度、韩国、巴西、印度尼西亚、越南、澳大利亚、大洋洲地区合作组织“太平洋岛国论坛”（PIF）主席国库克群岛、非洲联盟（AU）主席国科摩罗，广招在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上相同的国家参会，同时也不忘招待与中国有地缘性争端的国家和“全球南方”的组织等，并在峰会期间召开“四方机制”（Quad）会议，极力把中俄作为对立的一方，将七国集团和“四方机制”作为另一方，构筑“中俄朝”包围网，也显示了岸田外交的基本倾向。日本时间5月18日晚，美国总统拜登和岸田文雄举行会谈，岸田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指出：关于中国，我们将密切关注近期中国海军的活动和中俄联合军演，坚决反对在东海和南海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我们还一致认为，日本和美国将继续密切合作，共同应对围绕中国的各种问题，包括人权问题。而这种简单地试图把“中俄”“合并同类项”的做法，从外交艺术上来说不是一种高明的选择，只能促使中俄越走越近。中俄两个国家虽然在意识形态上相近，但是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立场有很大不同，首先在目前全球最大的关注问题--乌克兰危机上看，中俄有着霄壤之别的立场，中国和乌克兰的关系无论在俄乌战争前还是在俄乌战争中都一直良好。2013年12月，当时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克兰关于进一步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在声明的第二条中指出：“中方高度评价乌方单方面放弃核武器，以无核武器国家身份加入1968年7月1日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方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984号决议和1994年12月4日中国政府关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的声明，承诺无条件不对作为无核武器国家的乌克兰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在乌克兰遭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或受到此种侵略威胁的情况下，向乌克兰提供相应安全保证。”按照这一声明，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中国是要提供“相应安全保证”的，因此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国一直表示：反对使用核武器及核威胁，2022年11月4日德国总理肖尔茨访华，与习近平会谈时，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德方、欧方为劝和促谈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应该共同支持一切致力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努力，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开展直接接触，为重启谈判创造条件；共同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倡导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防止亚欧大陆出现核危机。”另一方面，在俄乌的领土争端上，中国的说法是“中国历来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无论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问题上，还是俄罗斯以“公民投票”为幌子，吞并所占领的乌克兰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东部，以及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的南部的问题上，中国一直没有承认其合法性。在2022年9月22日，俄罗斯在乌克兰四个占领地区举行是否愿意归属俄罗斯的所谓“全民公投”前，当时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应约会见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应该得到遵守，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应该得到重视，一切致力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应该予以支持。当地时间2023年4月25日，联合国召开第77届大会。这次会议的议题为“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合作”，并在结束后对各议题进行决议。决议草案的序言中有明确提到“俄罗斯联邦在侵略格鲁吉亚后侵略了乌克兰”，俄罗斯等国家针对这一条序言提出异议，认为此段叙述与该文无关，大会对此进行表决，赞成的有80个国家，俄罗斯等10国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48国弃权。但最后做“全案表决”时，包括中国在内共有122个国家投下赞成票、5国投反对票、18国投弃权票。而在同一天（北京时间4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强调“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乌关系的政治基础”，让外界猜测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态度是否有所变化。而岸田文雄急于将“中俄”“合并同类项”，主要还有联合G7等国，遏阻中国武力进攻台湾，单方面改变东亚现状的考虑。岸田文雄一贯认为“今天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天的东亚”，“台湾危机就是日本的危机”，但是要看到台湾问题具有很大的变数，在后李登辉时代，台湾出现了民进党执政，两岸关系就恶化，国民党执政，两岸关系就发展的趋势，而在2024年的台湾总统大选中，如果国民党与民众党整合，很可能胜选。因此在中国问题上，如果岸田文雄坚持将把“中俄”“合并同类项”的做法，很可能会使今后的对华政策僵硬化，缺少灵活性，而且会促使中俄越走越近。据中国驻日使馆网页报道，在峰会召开前的5月17日，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会见俄罗斯驻日使馆临时代办奥维科，双方高度评价中俄关系发展，并就七国集团广岛峰会交换看法。两国史无前例地共同对广岛峰会进行了批判，一致认为：“七国集团企图假借国际社会名义对全球和地区事务指手画脚，居心叵测。七国集团代表不了国际社会，七国集团的共识不是全球共识。”5月19日，在G7峰会举行期间，中俄两国政府宣布，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将于5月23日和24日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0日批评G7峰会，称其旨在打压俄罗斯和中国。说：“我们不想敌对，但我们会对抗强加于我们的战争。”5月21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就七国集团（G7）广岛峰会涉华议题提出“严正交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危机和问题，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最近中国在俄乌战争上，出现了一些倾向于乌克兰的动向，在这样的时刻，岸田文雄主持的七国集团（G7）广岛峰会进一步把中俄“合并同类项”的做法，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只能使中俄越走越近，而且也不是G7国家的所有成员国都同意这种做法。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访华期间曾表示，欧洲在台湾问题上既不跟随美国，也不跟随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法国总统府人士5月15日对记者表示：“在美中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规则应该明晰，国际合作应该成为可能”，暗示法国政府正在寻找与中国的合作空间。他还说：“对我们来说，七国集团不是反华的七国集团”， “我们可以向中国发出积极的信息，中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七国集团不是反华的集合体”，也是马克龙总统的一贯主张。日本《产经新闻》5月22日发表该报驻巴黎记者三井美奈的文章《法国报纸：日本无法理解法国；德国报纸：G7仍然有力量》一文指出：法国《费加罗报》将七国集团广岛峰会描述为“制裁俄罗斯、斥责中国”的会议。这家报纸指出：法国与日本、美国在对华立场上存在很大差异。据《费加罗报》报道，在峰会关于中国的声明中，“马克龙总统试图使用柔和的表达方式”。马克龙本人称：“降低风险并不是使经济脱钩”。另一方面，面临中国威胁的日本并不理解法国的立场，将法国看做“G7的薄弱环节”。实质上此次峰会最后的的联合声明中是采纳了马克龙等的见解。在谈到中国问题时联合声明指出: 不持有与中国脱钩或转向内向型的想法，同时认为经济的强韧性需要去风险化和多元化。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闪电式访华，极大地改变了正处于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将与西方自由世界对立的两个最大的敌人转化为一个，形成了美国联合中国对抗苏联的局面，这是一种大智慧。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实际在骨子里是反华的，但是在他担任首相期间，日中关系一直非常良好，他对待日中关系的哲学是：1、日中两国关系密不可分，正因为存在问题，两国才更应该进行对话；2、个别事项的对立不应该影响整体的中日间的互惠关系。这些都是值得岸田首相借鉴的。

七国集团广岛峰会5月19日就要在日本广岛开幕，在此之前，岸田首相于5月12日在接受日本新闻网络（NNN）采访时表示，除了通常的峰会宣言外，还有意在峰会上，提出一份关于无核武世界的特别成果文件。 岸田首相表示：为了世界的和平，希望发出明确的信息，并形成一种确定的形态，希望在各方协调的基础上，以一种切实的形态，向世界发出信息。岸田文雄认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无核武世界”，在日本遭原子弹袭击75年之际（2020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走向无核武的世界：勇敢的和平国家的志向》（日经BP出版）他在书中表示：作为唯一一个遭受核武器袭击国家的政治家，作为听过祖母和亲戚讲述过遭受核武袭击的广岛县选出的国会议员，将把核武器的非人道的残酷铭刻心中，立志要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而在七国集团广岛峰会上，将总结出一份什么样的“关于无核武世界的特别成果文件”呢？十分引人关注。实际上岸田文雄的理想，与现实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和矛盾。首先，岸田文雄希望广岛峰会发出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信息，形成一种针对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不断发出的核威胁和核恫吓的强有力的牵制，强调绝不能让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后，77年间没有使用核武器的历史中断，但是“批判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马克思），那么七国集团中的三个有核国家美英法要怎样面对拥有最多的核弹头（6500多个）的俄罗斯呢？是加强自己的核威慑力，生产出更多的核武器呢，以与俄罗斯抗衡，还是为了实现“无核武世界”，不断削减核武器呢？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据称，拥有核武器的法国对日本目前正在与各国协调的共同文件中有关“维持不使用核武器的历史”的说法表示为难。法国作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认为这可能会导致安全保障政策选择范围的缩小。第二，目前作为日本的邻国，不仅俄罗斯拥有6500多个核弹头，据美国国务院称，中国到2035年为止，核弹头将增加到1500枚左右，朝鲜也正在加紧开发与生产核武器，日本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离开这个“核保护伞”难以生存。2022年10月31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裁军）（193个国家）以139个国家的多数赞成通过了日本每年主导提交的废除核武器决议案，这项决议案已经连续29年提出，但是在2017年7月7日，《禁止核武器条约》在122个国家、超过60%的联合国会员国批准下获得通过，许多国家明确表达了废除核武器的决心,这个条约于2021年1月生效，美、英、法、中、俄和受美国“核保护伞”保护的日本、韩国都没有参加，日本至今也没有参加。2020年8月6日，日本广岛市迎来遭受原子弹袭击75周年的“核爆日”，举行了“原子弹爆炸死难者慰灵式暨和平祈念仪式”。在仪式上，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在和平宣言中敦促日本政府签署并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松井表示：“日本政府为了实现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之间的桥梁的作用，希望能诚实对待要求签署和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的核爆受害者想法，成为缔约国。”由此可见，日本对“废除核武器”这个在现实中基本不可能实现，就是实现也差不多需要光年距离的“理想”充满热情，但是对可以产生现实的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条约》却拒之千里，日本怎样解决又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又要大提“废除核武器”的矛盾，也是这次广岛峰会十分引人关注的一个焦点。第三，各国对岸田文雄提出的“无核武世界”的理解未必统一，日本本身对此的理解也充满了矛盾。首先是美国，提起核武器，在广岛使用核武器的是美国。在广岛强调遭受核武器袭击的悲惨，主张无核武的世界，客观上就是对历史中的美国一种现实的诘问。2016年5月27日，作为71年前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访问核爆受害地广岛，和安倍首相一起悼念原爆牺牲者，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该年12月26起，赴美国夏威夷进行访问，与奥巴马一起访问成为二战时日美战争开端地的珍珠港，悼念战殁者，两国达成历史性的具体而充满象征性的和解，但是在现实中，两国国民的内心深处仍有历史伤痕，因此美国总统的行动，必须考虑到国内的舆论，不能流露出半点“谢罪”与“道歉”的信息，因为美国方面一直认为，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是正确的选择，从整体上看，对减少日美两方的伤亡和结束二战具有重大的意义。2023年1月13日，岸田文雄与拜登在白宫举行日美首脑会谈，岸田表示希望把建立“无核武世界”作为七国集团广岛峰会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并寻求拜登的理解。岸田在会谈中表示：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的首相，愿与拜登总统和其他七国集团领导人一起，从广岛向世界发出信息，也就是人类不能再次经历原子弹爆炸的惨祸的誓言。两国领导人考虑到严峻的安全环境，表示日美将共同努力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但是在岸田和拜登会谈后的联合声明中，只提及会谈中对“广岛峰会上的优先议题”进行了讨论，只字没提“无核武器的世界”，同时美国方面也没有接受日方邀请拜登在参加广岛峰会后访问另一个遭受美国原子弹袭击的城市--长崎的邀请。因此，岸田文雄5月12日在接受日本新闻网络（NNN）采访时谈及有关“无核武世界”的成果文件时指出：“正在继续进行艰难的调整”。

为了回应韩国首相尹锡悦3月16日～17日对日本的工作访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于5月7～8日对韩国进行了工作访问，7日举行了日韩首脑会谈，日韩之间的“穿梭外交”正式恢复，这是日韩首脑之间相隔12年实现一年之内的首脑互访，也是自2018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开幕式访问韩国以来，日本首相相隔5年对韩国进行访问。 在日韩首脑会谈中，双方在日本战时征用原朝鲜半岛劳工问题，贸易问题，日美韩合作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半导体供应链问题，共同对处朝鲜核与导弹开发等方面达成共识，日韩关系进入新的“蜜月”。 日韩之间的“穿梭外交”，是指日韩领导人力求在一年之内实现互访，随时举行首脑会谈的机制。2004年7月21日～22日，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韩国济州道，与当时的韩国总统卢武铉就两国随时举行首脑会谈达成共识，并商定2004年内，在日本的温泉地区在次举行首脑会谈。 2004年12月17日，卢武铉访问日本温泉地鹿儿岛县指宿市，与小泉首相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商定将如此的日韩首脑“穿梭外交”继续下去，2005年6月20日～21日，小泉访问了首尔，并与卢武铉总统会谈，但在2005年，小泉在日本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引起韩国方面极大愤怒，两国“穿梭外交”中断，2008年2月25日，李明博总统在首尔与访韩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举行会谈，在日韩首脑会谈上，两国首脑同意恢复“穿梭外交”，2008年4月20日～21日，李明博携夫人访问东京，“穿梭外交”时隔三年再次复活，2009年1月12日，当时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访问首尔，2009年6月28日，李明博再访东京，2009年10月9日，当时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访问首尔。 2010年6月28日，日本首相菅直人与李明博于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G20首脑峰会期间会谈，同意通过“穿梭外交”，加强两国的合作，2010年11月14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横滨峰会期间，日韩举行首脑会谈，菅直人首相邀请李明博访问日本，李明博对此态度积极，并强调了两国首脑进行“穿梭外交”，即每年互访一次的重要性，2011年10月18日～19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访韩，在首尔青瓦台与李明博举行会谈，在2011年12月17日～18日，李明博访日，而在2010年日本吞并朝鲜100周年之际，韩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并一直延伸到2011年，因此李明博于京都在与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的会谈中，强烈要求日本解决战时强征朝鲜半岛慰安妇问题，野田首相则对韩国民间团体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树立“慰安妇碑”表示遗憾，要求早日撤除，两国在历史及问题上的对立加深，加之当时的日本民主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时期， “穿梭外交”难以进行，此后“穿梭外交”中断。 而日韩“穿梭外交”的恢复，标志着日韩关系进入了新的蜜月，韩国政府在3月6日上午，正式宣布了原朝鲜半岛战时被日本强征劳工诉讼案的解决方案，其核心是韩国政府麾下的财团将代为两家在韩国成为被告的日本公司向原告交付赔偿金，日韩最大历史悬案解决，日方表示欢迎。日本政府3月23日发布消息称，2019年发动的3种半导体相关原材料对韩出口管制强化措施已解除，使韩国重回日本在安全保障出口管理上享受优惠待遇的“白名单国”中，韩国也决定撤回因此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的争端诉讼，而随着日韩关系的改善，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也完全正常化，日韩关系中一些重大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而日韩进入“蜜月关系”，日中韩三个东亚大国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中国对日韩进入新的蜜月充满了警惕。在尹锡悦访问日本的3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他说：“我们反对个别国家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希望日韩关系能够朝着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方向发展。” 中国首先担心的是，在台湾问题上，日韩与美国联手，牵制中国。中国早就对日本方面有关“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提法非常愤怒，而韩国总统尹锡悦4月19日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谈到台湾海峡局势说，韩国和国际社会站在一起，反对试图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他还说:“台湾问题不仅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问题，也和朝鲜问题一样，是一个全球性问题。”4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召见韩国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称尹锡悦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韩国外交部同日也召见中国驻韩大使，就中方评论韩国总统涉台发言表达抗议。 尹锡悦上台后，一改前任文在寅政府在美中之间骑墙的做法，选择在了台湾问题上加入华盛顿反华阵营。2021年5月21日，当时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与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谈后举行记者会，虽然也谈到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与安定的重要性，但是没有点名批判中国，保持很大程度的“选边站”的模糊空间，在美韩首脑会谈后的联合声明中，只字没提中国，而在这一年的4月16日，在美国白宫举行了日本首相菅义伟与美国总统拜登的首次面首脑会谈，在会谈后的日美首脑联合声明中明确指出： “对于包括使用经济和其他形式的胁迫等不符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中国的行动表示共同的忧虑。” “日本和美国重申反对中国在南海的非法的海洋权益的主张和活动，再次确认日美在保障受到国际法的制约，在符合联合国海洋条约的形态中，拥有航行与航空的自由的自由、开放的南海中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日美两国在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的同时，敦促和平解决两岸问题。日美都对香港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状况表示严重关切。”当时的韩国和日本，在对台湾问题上存在很大的温度差，而现在的尹锡悦政权已经明确表态，在台湾问题上加入日美阵营，三国联合遏制中国武力进攻台湾，已成定局。 第二就是中国对日韩联手北约，建立“东亚的小北约”的担忧。2022年5月10日，韩国总统尹锡悦正式就职，在他就职前的5月5日，韩国国家情报院公开表示，韩国已是北约网络防御中心的正式成员，并由此成为首个加入该组织的亚洲国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023年1月30日访问韩国，希望此行在北约面对乌克兰战争及与中国竞争加剧之际，强化与韩国、日本等美国盟邦的联系。斯托尔滕贝格在与韩国外长朴振举行的会谈中表示，这次访问旨在凸显北约高度重视与韩国的伙伴关系。斯托尔滕贝格还在此次东亚行中访问东京，1月31日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会晤。据知情者透露，两人在会晤中讨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在东京开设一个联络处，与日本和其它主要亚洲合作伙伴举行定期磋商设想。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现，这将是北约在亚洲设立的第一个联络性质的机构。 据《日本经济新闻》5月3日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将深化与日本在网络防御等领域的合作。制定新的安全合作计划，包括太空领域，并将于 2024 年在东京开设联络处，目的是面对未来中国和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威胁，扩大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范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5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亚洲是和平稳定的高地，合作开发的热土，不应成为地缘争夺的角斗场。她强调，北约持续东进亚太，干预地区事务，势必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促推阵营对抗，应当引起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 日本和韩国进入新的蜜月，在安全保障方面将推进日韩与美国合作，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一同遏制中国武力进攻台湾，并将共同加强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合作，在军事上对应俄罗斯与中国的威胁。 但是在经济上，日本和韩国都是不能与中国脱钩的，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1年中日贸易额增长17.1%，达到3714亿美元。中国也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据中方统计，2022年中韩贸易额为3622.9亿美元，同比增长0.1％。 对于中国，日本和韩国都面临着一种困境，那就是在军事与安全保障方面，要加紧与美国同步，遏制中国武力进攻台湾，加强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西方国家的合作，对应中俄朝在军事上的对西方国家乃至日韩的威胁，但是经济上还必须推进与中国的进一步合作，以形成对本国经济和地区经济的牵引和推动，这种二律背反式的外交，将考验日韩两国领导人的勇气与智慧。

4月26日上午，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反间谍法》，自2023年7月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将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针对国家机关、涉密单位或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实施网络攻击等行为明确为间谍行为，扩大相关主体窃密的对象范围，将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纳入保护，增加查阅调取数据、传唤、查询财产信息、不准出入境等行政执法职权，增加规定鼓励反间谍领域科技创新，发挥科技在反间谍工作中的作用，比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界定间谍活动范围扩大，行政执法职权增强，但是对于具体哪些资料属于国家机密，具体什么样的行为属于违反反间谍法，还有相当大的迷糊空间，引起包括日本在内的与中国有密切经济与人员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及企业人士等的担忧。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4月27日在记者会上，针对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修订《反间谍法》议案中扩大界定间谍活动范围等内容，要求中国方面作出适当对应。考虑在华日本人对此法的任意实施的担忧正在蔓延，松野表示：“我们已要求中方对此法律进行详细解释，并要求执法和司法程序透明，同时我们提请在华日本人要十分注意，今后也将采取一定的对应措施。” 《日本经济新闻》4月30日发表题为《反间谍法只会扩大脱离中国的动向》的社论，社论指出：“中国修订后的《反间谍法》将于 7 月生效，这将使当局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检举他们认为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活动。 ‘间谍活动’定义的扩展会影响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工作的外国人的安全。扩大覆盖范围只会减缓跨境经济活动，并加大外国公司离开中国的动向。 此次修订，间谍活动的定义包括窃取或提供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材料和物品。乍一看，似乎很具体，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范围依旧不透明。 它还保留了‘其他间谍活动’这一模糊的定义，该定义被指可以恣意运用。它为当局提供了宽泛的解释空间。” 法治的基础是明确哪些行为是违法的，而在华日企为了更好地经营，必然要收集有关的中国外交、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各方面的信息，而他们担心违法行为的界定不明确、扩大化及执法行为的恣意化，使合法的信息收集及与相关各方的交流等企业活动将受到限制，一种“不知所措”的焦虑情绪在日本在华企业和人员中蔓延，可能会产生对华投资减少等负面影响。 据时事通信社4月27日网络新闻报道：一位在中国前后工作了10多年的40多岁的基础设施行业人士坦言： “十分焦虑，万一被怀疑，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他担心通常的工作也可能被视为“间谍活动”，因此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自从3月份的拘留事件以来（指日本著名制药公司安斯泰来制药的一名高管在中国遭拘留），“对公司内部发送的每一份文件和电子邮件都变得非常过敏”。 2014年中国《反间谍法》生效后，至少有17名日本人因涉嫌违反该法被拘留，其中10人被逮捕并起诉，1人死于狱中，4人已服完刑期返回日本，另有5人未被起诉返回日本，但中国当局基本没有透露指控的具体内容。 而在新修订的《反间谍法》通过之前，日本人由于涉嫌间谍罪被拘留，或与日本人相关的中国人被起诉的事情相继发生，去年2月，日本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在与中国著名记者、官媒《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董郁玉一起共进午餐时，与董郁玉同时被拘留。大使馆工作人员在此后获释，而最近的消息表明，董郁玉在 3 月份因间谍罪被起诉。今年3月20日，日本著名制药公司安斯泰来制药的一名高管在中国遭拘留，中国外交部宣称他“因涉嫌违反刑法和反间谍法而被拘留”，而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4月28日在谈及此案时指出：此案与间谍活动和侵犯中国主权相关。 有关反间谍的行政执法职权的增强，也使在华日本人担心自己的隐私权受到恣意侵犯，执法人员可能被允许搜查涉嫌间谍活动的住宅、行李以及调查和扣押个人和组织的电子设备、设施、程序和电子工具等。 日本现在没有“间谍防止法”，也就是“反间谍法”，而世界其它各国一般都有，二战后直到今天，没有外国人在日本因 “间谍罪”受到刑事处罚，因为没有“反间谍法”，抓住外国间谍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有时只能用“出入境难民管理法”等相关法律，实行驱除出境等极其轻微的处罚。日本现在的信息透明性极高，“机密情报”极少，在中国被算作“间谍行为”的事情，往往在日本根本不算什么事，因此日本人到了中国，让他们认知什么是“间谍行为”，他们完全没有参照系，往往会不知所措，即使有时受到日本与收集情报相关的部门的指使，在中国收集一些情报，他们对这种行为在中国的“违法性”的认识，也是相当迟钝的。 在其他国家，如果自己国家的间谍在外国被逮捕、判刑，也会去抓对方的间谍，然后双方交换，而日本做不到这一点，也没有在押的任何国家的间谍，因此日本人在中国被以间谍罪被逮捕或判刑，日本政府只是束手无策。 据日本外务省资料，到2022年10月为止，在海外居住的日本人中，在中国居住的日本人为10万2066人（具有三个月以上居住资格的人），仅次于美国，占第二位，据日本面向海内外的日本人医疗事业的公司Medifellow2023年1月发表的统计资料，日本企业在海外经营的基地数量最多的是中国，有31,047个据点，比有8,874个据点的美国多22，173个据点,而现在对日本和中国来说都十分重要的日本在华日企和日本人，似乎正处于一种“不知所措”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