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前的6月4日，中国政府以机枪、坦克终结了近两个月席卷全国各地，波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和平表达民主诉求的运动。34年来，中国政府也以其强大宣传机器和言论审查机器，让那一场运动以及6月4日成为公共舆论空间的禁区，试图让对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以及对无数无辜的死难者的记忆消弭于无声。但是，在海外的六四纪念活动中，近年来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的面孔。他们是如何了解六四的呢？在中国经济快速起飞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又如何看待那场运动呢？今年初刚刚抵达德国的上海青年黄意诚先生曾在2022年底，在上海参加白纸运动，反抗政府持续三年的封城防疫措施。他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他的个人经历与认知。 法广：八九六四发生的时候您还没有出生。而八九六四后的年代，那场运动也一直是言论禁区，中国的教科书也鲜有提及。您是怎么知道六四的呢？黄意诚：关于八九六四，其实中国教科书里是有提及的，法广：这其实也是中国政府试图让民间接受的一种观点。的确，一直到2012年习近平上任之前，中国经济的确仍然处于一种快速发展的趋势。您自己为什么并不认同父母的这种观点呢？黄意诚：但是六四事件这个词儿是没有的，只是会说“1989年春夏之交的一场政治风波“。这个在历史教材里是会有的。但是老师会不会讲呢？这就看老师的个人意愿了，因为这个话题肯定不会出现在考纲里面。但是，八九六四是群众参与的社会面非常广泛的一个社会运动，我们的老师那一辈人，很多人都参与过六四运动，所以他们就会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然后他们就会告诉学生说，课本上所说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指的就是六四事件一般是这样的，也就是几句话带过。就是大概在高二最后一个学期的历史课，老师会说一下……法广：但老师在说的时候，他会说到什么程度呢？因为这是一个敏感事件，而且好像中国近年不断发生学生揭发老师的状况。老师是不是有可能会在课堂上谈论这样的敏感话题呢？ 黄意诚：那是现在的情况。我2018年就从北大毕业了。很多中国的问题，我觉得2018是一个恶化的时间节点吧， 也就是习近平修宪那一年。岳昕也是在那一年被捕。2018年起，很多东西恶化了。我的经验基本是在2018年以前，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听说过老师被举报这样的事情。那时候在大学里面，政治讨论还是挺多的，不管你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老师还是敢于在课堂上，发表跟政治有关的一些言论，有的时候，学生甚至在课堂上跟老师对骂，也会有的。然后现在可能就没有了。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想我是比较关心政治的那种学生。我当时应该是从网上下载了卡玛的那个纪录片“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天安门»)。 然后我们就在学生宿舍里，大家互相copy。我出国后跟很多人聊这个问题，发现好像大家经验都差不多，都是在高中的时候，有的人是在大学的时候（转抄卡玛的这部纪录片）。但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可以直接到YouTube上看了。那我们在中学上还没有YouTube，就是用这个U盘来分享«天安门»这个纪录片的文件，然后大家就互相传阅。当时是觉得这很刺激吧，因为政府不允许我们看这样的内容。后来就会针对这个事情去问父母，因为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基本他们都有参加过那场运动，不一定是在北京参加，可以是在各个城市，在福建，在上海……各个城市都有参与过1989年的这个民主运动，所以他们会跟我们讲很多他们的当时是怎么去参加这些活动的。而且我妈还保留了很多六四那个时候的传单，是那种用油墨来印刷传单，内容有比如批评李鹏，或者揭露贪腐或者官倒等等，就是很有历史感的纸张。应该是很多家庭里头都会谈论这件事。 我的父母，他们其实不是很支持这个六四，觉得六四是颜色革命，觉得六四当时失败了是一件好事，六四失败了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得这么好，如果当时六四这样闹下去的话，可能就不会有今天这些经济的成果……他们是这样的一种观点。 法广：这其实也是中国政府试图让民间接受的一种观点。的确，一直到2012年习近平上任之前，中国经济的确仍然处于一种快速发展的趋势。您自己为什么并不认同父母的这种观点呢？黄意诚：当然，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社会也不像现在这么糟糕，各个方面还是相当大的空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看到卡玛的这部纪录片（«天安门»），我当时应该是还在念中学吧，那种很血腥的场面，确实是对心灵的冲击是很大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在电脑前面看这个片子， 就是一直在哭，非常这个感动。 后来给很多高中同学看了，他们也都是觉得这个片子非常感动他们。所以我们跟我们父母的观念还是不一样。 还有一个现在想起来对我影响很大的事情，就是我当时看“编程随想“的博客。大概是2011年，那时候还只能用法轮功推荐的 ”自由门“软件翻墙上网。当时主要看两个博客，一个是新浪博客上的韩寒的博客，还有一个就是”编程随想“的博客。一个在墙内，一个在墙外。 当时在”编程随想“的博客上看了很多他写的关于茉莉花革命的文章。我来到国外后这两个月以来，曾跟很多人交流，他们都提到”编程随想“的博客是他们的政治启蒙者。法广：那对您来说八九六四，它意味着什么呢？您觉得纪念六四有什么意义？ 黄意诚：首先，我们对历史的记忆都是会变化的，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所看待历史的方式，永远都是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处境作为一个标尺，我们总是以现在的这种眼光来看待历史。那对于现在来说，我记得在成都白纸运动的望平街游行中，有一个女生喊的口号，就是要记住历史，白纸运动也是强调要记住历史，就是说我们要记住这个三年（新冠）清零（政策）的人权灾难的历史。中国政府一直只想要把它所有的黑历史都抹掉，所以他有一个“七不讲“，其中一条，就是不要讲历史的错误。 但我们就是要记住历史，就是记住六四的历史，记住清零的历史，记住贵阳大巴，记住乌鲁木齐火灾，记住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这其实都是记住历史的一部分。第二点就是中国的社会运动的历史和传统，中共最怕的就是社会运动。中国国内如今很多人不知道刘晓波是谁，也不知道许志永、余文生、丁家喜他们是谁。很多中国人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些名字。但是，中国，尤其是中国年轻一代人，基本上都知道白纸运动。可能在共产党的心目当中，在习近平的心目当中，人权律师、记者等，他觉得是可以随便欺负的，但是他很怕再次爆发一次像白纸运动这样的全国性的示威浪潮，这是他最最畏惧的……“不管个人的力量多么微小，我们都要挺身而出”法广：六四三十四周年，在您看来，六四最应该纪念、记住的是什么？ 黄意诚：六四最应该被记住的就是因为共产党的这些黑历史。当然绝不仅仅是六四，还有土改、大饥荒、文革……每一件事都比六四更加血腥，死的人更加多。但是六四的时候，全世界的媒体的摄像机全部架在那个地方，彻底的让我们通过媒介，亲眼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对待这些他的人民的。六四在众目睽睽之下，彻底地取消了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纪念的重点。第二个记重点是，它有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公民不不服从或者公民抗命的传统，这种传统可能在白纸运动当中有一个延续的，也就是中国人站出来，去要我们本来就应该有的权利。这样精神是非常伟大的，包括六四的时候的坦克人：他在长安街上一一一个人只身抵挡坦克！央视当时说：这是一个螳臂挡车的歹徒。 但是这样的螳臂挡车，就是：我们不管个人的力量有多么微小，我们都要挺身而出，因为我们去做了以后，很多事情就会变化，因为你行动了才会有希望。白纸运动地这些女生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出来为他们活动了，最后她们就取保候审了。这种行动主义，activisme，就是六四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2022年底，一场以手举没有任何书写印记的白纸为标记的集会抗争活动，几乎毫无预警地在中国十几座城市爆发，打破政府坚持三年的封城防疫措施下的沉寂，也令政府不久前还声言要坚持不动摇的清零政策瞬间不复存在。黄意诚相信，这次无预警的大规模社会抗争运动令当局惧怕，他也因此认为，政府在放弃清零政策后，最终以取保候审方式释放了曹芷馨等白纸运动参与者是再次对民间压力做出让步。不过，曹芷馨等人只因手持无字白纸参加一场无组织的集会而被捕，取保候审也并不意味着当局撤销了这种莫须有的指控。

第 七十六 届世界卫生大会五月底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尽管台湾不断努力，也得到了美欧多国的支持， 但最终还是遗憾没有获得观察员的身份与会。 美国世台联合基金会(STUF United Fund Inc., 简称STUF) 5月21号在日内瓦世卫大会场边举行会议， 邀请了一些 生物学家和流行病 专家 进行 演讲， 并 强调 和分享了台湾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 期间的科学贡献，受邀的参与者 包括台湾行政院长，前副总统 陈建仁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前院长翁启惠先生。 本次节目我们有幸采访到世台基金会的林鋕銘执行长和台湾中研院翁启惠前院长进行访谈。本次节目我们有幸采访到世台基金会的执行长林鋕銘先生和翁启惠前院长。对于世台联合基金会，林鋕銘执行长介绍说：“我们是在2007年在美国纽约州登记的非营利组织，是在美国的税法之下，称为501(c)(3) 的独立公益组织。正式的运作是从2009年开始，董事会的成员主要是美国的台商，但是现在有所扩展，也有几位非洲的，2019年以来我们在乌干达成立了东非中心，到2021年在台湾成立亚太中心，所以现在也有台湾的一些商业界人士加入我们亚太中心。基本上现在有三个中心。我们当时成立世台基金会本来就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以海外的这个台商基础来能够进入成为一个联合国（UN）的机构，能够参与到联合国的事务。所以我们为了能够进入联合国，我们基金会的英文名字叫STUF，这是我们登记的法律名称。为了能够进到联合国，成为联合国的一个NGO，我们做了很多国际援助计划，也有很多的联盟在很多国做，所以累积起来，我们到现在已经在全世界大概三十几个国家做过项目。进到联合国当然希望能够帮忙台湾的国际地位，因为台湾目前还是有困难成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所以我们的活动和目标是尽量在国际组织上面能够有台湾的一些声音跟台湾的参与。法广：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们今年到了瑞士日内瓦，继续为了台湾能够加入世界卫生大会做一定的努力吗？世卫组织或者世卫大会在台湾问题上，现在的说法是什么？你们的目标是什么？.林鋕銘执行长：我们是在 2016年取得联合国的经济社会理事会所的资讯地位，有了这个资讯地位就可以在联合国办活动。我们在2 017年就开始筹备，每年七月份是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举办高峰会议的时段，我们在 2017，18，19，21，22 年的七月份都办了这个周边会议。因为这样，我们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办的活动累积了很多经验，在2019年左右就开始希望拓展。当时觉得第一个目标就是看能不能到日内瓦，因为日内瓦有联合国的机构总部，当然最重要的是世贸组织WTO 和世卫组织WHO，因为台湾已经是WTO 的成员，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WHO 一直都还有困难进去，我们董事会就觉得需要在日内瓦举办一个活动，看看借着这个活动来看看等否让台湾参与到 WHO。有了这个目标和共识，我们原来规划去年就想办了，但去年因为有乌克兰战争发生就延到今年，因此我们在联合国的活动里面有一个连贯性，会到日内瓦来也跟我们在联合国的活动有关系。 日内瓦举办活动本身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没有经验，第一次做，所以为了能够让第一次活动非常地成功，就要研究我们谈什么主题。在寻找的过程中，我听到了翁启惠院长曾经在Covid-19 的时段，有一个团体请他在线上发表演讲，介绍他对于的“广效新冠疫苗”研究的结果。  我听到他的演讲之后就非常有兴趣，觉得这可以成为我们要在WHA的活动在日内瓦活动一个很重要的题材，或者是一个演讲题目。  我特别在 2021年圣诞节时候跟他约好讨论这个可能性，他当时觉得很不错，也很愿意能够在WHA这样一个场合里做一个介绍。为了能够让这个活动更有吸引力，我又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可不可以请陈建仁前副总统担任主持，他答应之后就打电话给时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陈建仁前副总统，陈建仁先生听到这个讯息也觉得很高兴，答应了。所以我们就开始规划，一开始原来是规划在2022年五月份办，可是因为二月底爆发了俄乌战争，我们很快就要去做乌克兰的国际援助项目，而当时来欧洲的飞机也很紧张，整个状况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就同意延到今年来办，这就是当时最主要的起源和过程。 对于“广效新冠疫苗“，林鋕銘执行长认为这是一个不仅对台湾有利，更是可以惠及全球人的一个重要研究项目，翁启惠前院长也向本台介绍了他的相关内容。翁启惠院长：我的演讲主要介绍广效疫苗的新概念和做法。因为每次碰到新冠病毒这样的大流行，目前所用的疫苗都是当时流行的病毒植入做成的疫苗，所以如果这个病毒突变太快的话，那造出来的疫苗就没有办法保护新突变种的感染。我们这一次经常发现有打过疫苗的人也会再感染到新的奥米克戎病毒株，这表示我们目前做疫苗的方法都只是针对当时流行的那个病毒，对于将来或者突变更大的病毒株其保护率就下降了。因此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去思考怎么做“广效疫苗“，就是不只可以预防目前的感染，也可以预防将来突变株的感染。所以我们就从病毒的特性（着手），比如说Covid-19，是RNA 病毒所以容易突变，跟其他的病毒一样，所有的病毒都会利用寄主的机制所制造的糖分子，也就是说糖化的机制做一层糖衣把自己包住，这就把病毒脆弱的，不容易突变的地方都是被寄主制造出来的糖衣包住，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看不到病毒比较容易突变的地方，看得到的地方其实都已经一直在突变。我们做的抗体或者疫苗就是针对这一些本来已经一直都在突变的地方，它如果再突变，  就没有办法去预防感染。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把这个糖分子剥开拿掉，只剩下一点点，让这个不会突变的地方暴露出来，让免疫系统容易辨识，这样就可以增强针对病毒不容易突变地方免疫的攻击，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去针对不容易突变的地方，这就是一种“广效“的概念。  换句话说，就是现在或者将来的病毒都会含有这种不易突变的部位，那现在就是要把那一些部位找出来。   所以我们分析了大概 1500万个序列，然后发现有十八个片断是不容易突变的，但是，这十八个部位中有十七个都是被糖分子盖住的，所以就把糖分子拿开，用这个来制造疫苗，因此这个疫苗就不仅增强了免疫能力，其抗体的广效性也增强了，它对各种不同病毒株的防护力也增加，所以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利用病毒的这个糖化  现象，  去针对病毒不容易突变的地方。也就是说病毒都会利用寄主的糖化机制，把糖分子保护那个不容易突变的地方，让   疫系统看不到，这个就是病毒的机制，也是它的弱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糖分子掀开，让那个不容易突变的地方被我们的免疫系统看得更清楚，那这样就可以这个免疫的反应就更针对不会突变的地方，这就达到了广效的效果。世台基金会的执行长林鋕銘先生对于台湾在世卫组织的地位问题，以及世台基金会未来的方向做了介绍。林鋕銘执行长： 世界卫生大会当然基本上是以联合国底下的一些架构  建立起来。我的感觉我们是被政治原因排除在外，这是台湾现在的处境。当然有很多的政治角力在上面，  当然我们以 NGO的立场来讲，也比较没有能力去进行到那个部分。但是我个人几年来观察到有一个趋势，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台湾非常重要，应该要进来。至于还没有进来，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在投票的程序上的（问题），目前整个WHO的秘书处可能不愿用它的权力，还是受到一些牵制，这是我的观察。按照我的了解， WHO 的秘书处给其秘书长某一个程度的权利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不愿意用，还是让大家来决定，让会员国来投票做这个决定。但是这需要每个会员国或者多数国家同意，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非常花时间的过程，所以这是很不幸的，我们在这个程度上面还是受到很大的压制。对于未来，我们现在一个比较希望能够做的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包括台湾或者是海外的第二代，他们在别的国家生活，同时又对台湾有一个基本了解，我们希望能够让他们更多人来参与，参与到跟国际有相关的一些活动中，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计划，现在差不多三四十岁的人，  开始要了解更多他们可以做什么，借由这样的参与和他们对台湾的认同感，不管他觉得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都有共同的台湾血缘和亲缘关系  ，他们能够在国际组织里面发言、发声，这是我们希望能够比较关注的聚焦点，也可以说跟教育有关系。 欢迎点击收听

1989年春夏之交，由青年学生率先在北京发起的中国民主运动以及它随后遭遇的血腥镇压曾吸引全球华语世界的广泛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尚未走出动员戡乱时期的台湾社会产生影响。34年后，在民主体制日渐成熟，本土意识也日渐成型的台湾，八九六四意味着什么 ? 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台湾人权团体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也特别介绍了八九六四与1990年台湾野百合学生运动的关系。曾建元先生表示，台北的六四纪念已经从三十几年前那种纯粹的纪念六四或声讨中共，慢慢变成一个以人权、民主为中心的活动，让台湾人除了反省自身的民主化历程、关心中国大陆的发展，也把视野放到全世界其它正在为民主奋斗的国家。 六四纪念：台湾人开始有更开阔的视野法广：台北的六四纪念晚会在6月4日晚上六点四十启动。但组织者也围绕这个特别的日子，安排了其它活动：曾建元：我们跟往年一样，都是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举行六四晚会。今年的活动，我们在中正纪念堂的中央通廊有两个展览。一个是六四当年的史实特展，我们当年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相关的历史资料，来做一个呈现，我们也把当时的一些中文报纸与六四有关的报道找出来，让观众可以很快的就进入到当年的场景。另外一个是针对儿童设计的展览，让父母带着儿童，去认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就是透过一些有趣的案例，让父母跟小孩同时去思考这些问题。这些都是在中正纪念堂的室内。在室外呢，我们从6月4号的下午开始，连续有3部电影在广场上来放映。有剧情片也有纪录片。晚上六点40分开始，就是我们的晚会。今年晚会，我们邀请了台湾的各个关心中国议题人权议题的公民团体来共襄盛举。同时，活动主题除了追念当年的六四之外，也包括香港议题，因为过去常年纪念六四的最重要的一个地点就是香港。现在香港的这个地位已经随着（港版）国安法通过，而消失了。所以，很多在台湾的香港人，就在中正纪念堂，在台北，延续他们当年在维园纪念六四那样的一个精神。所以今年香港是一个重要的主题。除此之外，乌克兰战争和世界其他的地方受到专制迫害的国家以及他们的问题，或者是他们内部的民族/民主问题，有一些团体也会在这次六四活动中，在这个问题上面会做一些发挥。最后呢，活动也包含台湾本地的议题。因为台湾虽然现在是一个民主国家，或者说是自由度的表现在亚洲名列前茅，可是我们自己知道，台湾的人权、法治的发展，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利用纪念晚会，检讨我们台湾现在的人权状况。所以，台北的六四活动已经从三十几年前纯粹的纪念六四或声讨中共的活动，慢慢变成一个以人权、民主议题为中心的活动，让台湾人除了反省和我们自身的民主化的历程、关心中国大陆的发展，也把视野放到全世界其它正在为民主奋斗的国家。我想，这是六四的这个主题这几年来在台湾的变化，台湾人在这个问题上开始有更开阔的一个视野。不忘八九六四对野百合学运的影响法广：请问这3部影片都是哪三部呢？ 曾建元：有一部台湾的片子， «超级大国民»，是以白色恐怖时期的乱葬岗被发掘的过程为背景的一个剧情片。影片在台湾得过电影大奖。我们会把这部片子重新拿出来播。另外两部是国外的作品……法广：也就是将纪念六四和台湾争民主运动的努力和过程结合在一起……曾建元：对，其实我们认为，如果去追溯六四跟台湾的关系，这其实都是在当时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脉络之下。当时台湾还在动员勘乱时期，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民主国家。所以，大陆八九六四的年轻人当时的诉求主题，也曾经感动过台湾人民和台湾的学生。1990年台湾的野百合学运之所以能够顺利的完成民主转型，也是因为台湾的政府跟台湾的人民计汲取了六四的教训，不想让台湾重蹈共产党镇压六四的覆辙，才让台湾能够有更多的经验或者智慧，走出民主的道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台湾纪念六四的时候，也要把六四跟台湾的关系，做一个阐述。 台湾思考六四的意识形态结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法广：那么，34年来台湾社会对六四纪念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是否有变化呢？ 曾建元：其实变化蛮大的，起起伏伏。因为199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而且对台湾大量的招商引资，所以非常多的台湾人到大陆去发展。随着那波大陆的经济起飞，很多台湾人就认为说，可能中国也会走出另外一个发展模式。所以，对于六四的议题，谈论的人慢慢地就越来越少人。另外一点，台湾的民主化也伴随着本土化，在本土化思潮之下，他们怎么去看待当年台湾声援六四？当时，台湾的确还在动员戡乱时期，台湾的社会当时还存在一种大中国的意识，可是民主化之后，台湾事实上有一段时间是想要摆脱这种大中国意识，所以很多人就不太愿意再去谈台湾跟六四的关系。所以，参与六四纪念的群众结构其实经过很大的变化。最大变化就是最早是统派，也就是支持统一的这些群众，他们慢慢的离开了中正纪念堂。后来，我记得是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开始有台湾的本土派社团进驻到中正纪念堂，取代了原来统派社团的角色。这是因为台湾民主化以后，统派社团在台湾公民社会当中开始萎缩，参加的人越来越少。而台湾的公民团体呢，虽然他们在认同意识上面有别于统派的团体，但是从普世价值这个基础之上，他们也同样来声援、支持六四。随著台湾社会的变迁呢，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六四活动的群众结构，它的国家认同基础其实已经与30年前完全不同，现在不会去谈统一的问题，也不会再去强调两岸的同文同种关系，来说明台湾是否需要支持六四，而更多的是从普世价值这个角度，从如何促进中国民主化，让它成为跟台湾同样价值的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明中国民主化有助于台湾民主的巩固，或者台湾的国家安全。也就是更多的是从价值或者或者台湾的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谈六四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思考六四的观念，它的意识形态的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法广：参与六四纪念活动的人数是否比以前更多呢？还是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曾建元：其实是更多了，是一种稳定的成长。因为现在参与六四的群众的结构在改变，越来越是年轻的一辈的人，更多的是从普世价值角度，来关心六四，参与者越来越以年轻人为主，也包括在台湾的外国的学生，或者是移民——他们也有很多人来参加六四。他们来参加六四纪念并不是只声援中国大陆的六四运动，而是把六四，这个具有传统性的一个机会，变成一个各国人民在台湾共同来支持人权、宪政这些价值的一个机会。这项活动的意义，已经有更多更丰富的诠释了。刘晓波纪念雕塑或将由未来台湾民主文物馆收藏6月4日当天，台北光点华山剧院也将放映由前台北市文化局长谢小云与流亡德国的中国作家廖亦武监制的纪录片«刘晓波在福尔摩沙»。 影片记录的是2022年7月13日，在台湾艺术家郑爱华家中庭院举办的一次刘晓波纪念活动。观众可以从中看到经台湾民间社会筹资、由郑爱华女士创作的一组刘晓波纪念雕塑。 不过，这组纪念作品自2018年创作完成之后，就陷入了无处安放的尴尬，始终停放在郑爱华女士的家中庭院。廖亦武为此刊文感叹“无处话凄凉——«刘晓波在福尔摩沙»”。如何解释这种尴尬呢？曾剑云先生表示：曾建元：当然，台湾社会对刘晓波的认识主要是在精英或知识阶层、文化界，一般老百姓大概也知道，但是因为刘晓波没有来过台湾，所以他们对于刘晓波的认识都比较肤浅，也没有太多的感情。这是事实。但是，关于这些大型的公共艺术作品的摆放，当时，制作团队是想把它捐给政府，因为东西的确很大，它不是只有一件作品，而是三件作品的组合。占地很广。我记得当时是在台北市政府的前面的广场来展出。 当时的市长柯文哲只允许他们展出一天，不是很有诚意。台北市之外，各地的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他们都有很多的公有的土地或场馆。事实上，绝对可以找到典藏这些作品的地点，怎么可能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地方政府对这个问题都比较消极，因为的确两岸有很多交流，特别是地方政府间有交流。这些政治人物都会担心：如果我在我的地方摆上了这个纪念刘晓波作品，又是利用公有的、地方政府的土地或者场馆，那就表示对刘晓波的声援，会不会让共产党认为这是在支持中国大陆的反对运动，在给共共产党难看？会不会由此影响到两岸的各方面的交流……地方政府或政治人物会有很多这方面的顾虑。这就导致这些纪念刘晓波的作品，竟然在台湾找不到地方可以立足，现在还是放在创作者他自己家里的庭院。 这真是非常离谱。因为创作者的家里不是公共空间，而公共艺术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可以在公共空间观赏。郑爱华他们这个团队，希望通过这个纪录片把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也就是适当的展出场地的问题抛出来。不过，我已经告诉他们：台湾文化部两三年前曾经召集相关的博物馆和华人民主书院商讨过，准备在未来，由华人民主书院承办，在台南找一个适当的地点，设立一个民主文物馆，把包括中国大陆六四、香港，还有其他国家，跟民主运动有关的文物，统一加以典藏。这是文化部支持的一个典藏的计划。所以，如果我们华人民主书院近期内能够找到适当的典藏场地，那我当仁不让，我会来保管这些东西，给它一个很好的安置，未来向台湾和世界公开，让大家来共同观赏这些作品，也从这个作品当中，去了解刘晓波的思想和精神。

2023年六月四日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4周年的纪念日，三十四年了，在天安门惨遭屠杀的受害者究竟是多少依然是一个未知数！死难者家属天安门母亲组织的成员们也一个接一个地追随他们的死去的亲人们遗憾地离开了人世，随着北京政权的日益强硬专横，他们的亲人获得平反昭雪的这一天似乎越来越遥遥无期。不过，虽然中国官方竭尽努力试图将事件从历史上抹去，虽然中国国内的新一代人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六四意味着什么，在海外的华人却继续年复一年地举行纪念仪式。最近几年来，一些在海外的中国年轻人，虽然并没有亲身经历六四，但也逐渐加入了纪念六四的队伍，他们甚至勇敢地面对遭受北京政府打压的风险公开地站出来组织自己的纪念活动，生活在巴黎的年轻的艺术工作者蒋不就是其中之一，他向法广介绍了他为何要纪念六四。  法广：您来到法国之后，每年都组织纪念六四的活动，能否介绍一下今年的活动以及你组织这些活动的初衷是什么？蒋不：我们今年的纪念活动主要是两部分：第一是请六四亲历者蔡崇国老师与学生以及香港的朋友们做一个对话，有些人可能不敢上街更愿意参与对话，所以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吸引更多的人 ;最重要的主体活动还是六月四号当天，我们将会聚巴黎让大家一起对六四表达纪念对中共政权表达一下态度。为什么要纪念六四我觉得主要有两点：第一这是一个历史事件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历史记忆而不是官方的叙述，这事件确实发生过，是一大罪行，我们必须去正视它。第二点更为重要的是我个人觉得六四虽是历史但他并没有过去，他以某种方式一直存在在我们的生活中，官方的监控对民众聚集的恐惧都显示六四并没有过去，六四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我觉得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谈论六四不仅是谈论历史也是谈论今天，谈论现在的此时此刻。法广： 你是2019年到法国的，之前对六四事件了解吗？蒋不：我对六四有许多的了解，我生活在北京，街头巷尾吃饭接触的时候聊天就会谈到六四，尽管不一定都是支持学生，但是大家都对事件讳莫如深知道不能谈，我的中学和大学同学中也有许多人知道六四，他们在学校老师有时候会关起门来说一些书本上没有的不能说的事，比较有良心的老师会讲这样一些事情，再加上当年中国网络的防火墙也没有这么高，通过谷歌即使在国内只要感兴趣还是可以查到与六四有关的内容图片，而且是欲盖弥彰：官方越是隐藏，人们就越感兴趣，在信息时代没有秘密是真正藏得住的，越不想让人知道，越有人感兴趣，在六四前后不能更改用户图像 海外的用户不能发帖，大家都会去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法广：你觉得你们这一代人同六四一代人之间的交流是否存在一些隔阂？蒋不：交流上倒是没有什么隔阂，他们对我们的精神上有很多影响，让我们看到了当年有很多勇敢的人，因为年龄和代际差异相互之间不是很熟，他们中许多人是我们的榜样因为他们当年和我们一样是大学生，他们勇敢地走上街头也走入了历史，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法广：你觉得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可能组织类似的活动吗？蒋不：我觉得应该是有可能的。六四应该说是八九民运，他其实从四月份就已经开始，因为4.26社论把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才会激发由北京市民与学生共同参与的4.27大游行从北大一直走到长安街，所以八九民运是一个范围比较广的事件。今天是否有可能发生？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八九民运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规模，第一是由于偶然因素 胡耀邦去世把整个事件推向了高潮；第二点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其实我看东欧泰国以及智利的民主化转型，重要的其实并不是经济是否发展得好，或者说生活是否过得下去，最重要的是人们的观念的变化，人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无法忍受时变革就很容易发生，这比仅仅看起来经济不行更有可能发生，当我们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当我们不安于现状时变革就有可能发生，所以它有很大的随机性，比如说谁也没有预料到白纸运动会爆发，网上叫作黑天鹅或者是黑犀牛，就是说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我们不能说是失败 我们可以被镇压无数次但只要我们成功一次这个政权就结束了！所以很有可能再发生但在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不是我们挑战中共，而是中共在挑战人类底线！法广： 你觉得去年的白纸革命与六四天安门运动是否有可比性？蒋不：可以说各有长处吧！六四时全国各地不仅仅是学生普通民众的参与度很高，白纸革命的群众基础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广，好像参与者更多是年轻人，但是白纸革命提出的诉求比六四更激进：六四时的口号是打到官倒以及反腐败，而四通桥之后口号就非常直接：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反对清零政策，但是白纸提出了更加明确更加激进的口号，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改革就能够解决，而是整个系统出了问题，但是很可惜的是白纸因为封控的解除也很快结束了，然这其中也是由于镇压，我觉得白纸运动最积极的是在海外形成了一股抗争的力量，李文亮时期海外也曾经有过许多的示威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后来就消散了因为回国或者别的原因，但是白纸之后海外的社群包括伦敦，纽约，柏林，巴黎的社群都很有活力，他们组织一些读书会等温和的活动也组织一些激进的抗议活动，还有很多社群正在形成，比一场示威更重要的是能够持续产生示威的群体，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对社会运动不要有太立竿见影的期待。法广： 你觉得还有什么想强调的？蒋不：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这样以实名公开地站出来，我觉得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第一是好像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必须有人做，但是大家等着别人做，别人去做了以后自己再享受成果，如果大家都等待那么社会变革就永远也不会发生，所以需要有人去做！我们既然在海外比在国内地异议人士有更多地自由，既然有过多的自由就有义务去做更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很简单的逻辑，而且更加重要的一点是：有人经常说你这样去挑战中共政权不觉得害怕吗？我觉得这样的表述其实是错误的，不是我们在挑战中共政权，而是中共政权在挑战全世界人类的底线！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令人发指，是他们在挑战全人类！我们的背后站着的是70亿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这些人都和我们(en solidarité) 团结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们在挑战中共而是中共在挑战全人类，我们不应该怕他们而是他们应该怕我们！这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六四：难以释怀的儿时记忆来自北京的艺术家卢西（化名）三十年前还是一个幼小的儿童，对她来说，六四曾经是一个难以释怀的情结：“六四的时候我已经有记忆了，那个时候是头一次看到身边所有的人都那么的开心，家里的大人还有周围的邻居每天都在谈论政治，批评政府，虽然那个时候我并不了解政治，但是，中国人的教育是不可以质疑权威，家长至多批评一下单位的领导，但是从来也没有听到他们批评政府，所以，那个时候，给人感觉是大家都畅所欲言，这是第一次，而且当时又是春天，气氛特别好，大家都在一起特别开心，对我来说，就好像是过节一样。后来就听到开枪了，虽然别人说是开枪，但是，分不出来什么是枪声，以为是鞭炮声，因为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枪声，所以，听到说开枪了，第一反应就是兴奋；还有就是，我对4，26社论还是满有印象，这是因为我哥哥当时就说怎么一下次就把学生说成是动乱了，他就很紧张地说，这就性质不一样了，好像他很懂似的，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其实应该也不懂，也是听别人说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六四之后，官方的口径就完全变了，家里大人以及邻居的言论就不一样了，以前他们都是一边倒的支持学生，六四之后，他们的言论给我的感觉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学生里面夹着许多暴徒，打砸抢烧，有外国黑手在背后控制，我向父母提问时，父母就不愿意回答。当时，在我的心中就留下了一个质疑，当时的质疑并不是针对政府而是针对身边的父母：你们到底是傻子还是怎么！一开始所有人都说学生是英雄，现在又是所有人都说学生是坏人，要么你们一开始都被骗了；要么你们就不说实话。当时就有这么一个质疑留在心理。再到后来，长大了，上大学了，就会去主动寻找一些有关六四的信息，在国内的时候就在Youtube上浏览一些六四的视频。到法国之后，特别是遇到了曾经是天安门工厂学生纠察队的张健之后，我就拉着他要他向我介绍六四的情况。后来也去听一些有关六四的讲座和讨论会。“法广：你什么时候开始去参加在法国的六四纪念活动？卢西：其实我到法国之后就去参加六四的纪念活动，参加玛丽与张健他们组织的活动，我都会去看一下，不是每年都去，但是只要我知道，我都会去看一下，虽然，人很少，我去了可能也没有什么用，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姿态，对那些当年在广场流过血的人来说，如果没有人去纪念他们，如果被遗忘，这是很伤心的事，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起码让他们知道我在这里。感谢生活在法国的中国艺术工作者蒋不先生与卢西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

第7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赛程”过半，备受关注的主竞赛单元，是枝裕和、王兵、乔纳森·格雷泽、比格 锡兰、 阿基·考里斯马基等知名导演都已来到过戛纳红毯，展开对金棕榈的激烈角逐。华语片入围的5部长片2部短片也多半在第一周放映。今年的戛纳是否如一些评论所说为电影大年？王兵导演的纪录片“青春”何以入围主竞赛，是否有冲大奖的可能？我们来听听居住在法国的中国影评人、对戛纳有资深的了解的王穆岩先生的看法。需要指出的是，此次连线采访制作于电影节开幕前夕。作为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长片选片委员会的成员，王穆岩当时已观看了入围的几乎所有影片。  您可以首先谈一谈您对于今年戛纳电影节的总体印象好吗？王穆岩：我觉得今年戛纳的亮点确实就像如您所说的从电影入围的导演名单和电影名单上来说，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年。因为其中有很多知名导演的备受期待的作品，也有一些年轻导演看起来像是很有吸引力的全新的作品，但是不是一个大年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要看，应该是在5月底电影结束的时候，当所有这些入围的不同单元的电影都得到了第一轮的展示之后，大家往往会对今年的所谓一个世界范围内，电影的收成是在一个如何水准上可以做出一个更准确的判断。当然，不容否认的是今年的片单看起来的确是非常有吸引力。.今年主竞赛单元有二十一部，您觉得今年这个片单和之前相比有什么特点？.王穆岩：我没有仔细从数据上来进行各种类型的分析，比如说相对男性导演和女性导演入围的比例，或者是每一个大洲、每个国家入围电影的比例，我没有足够的完整数据在我的脑中，但我的印象是比起最近这2年来说，入围影片稍微有些减少，总的数量有一些减少，因为就像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福茂在他的发布会上说的那样，2年的一个疫情期间电影节希望通过扩充一些选片的数量，通过电影节给电影产业做一些支持。但是今年对于戛纳来说、或者某种程度上对世界电影产业来说，是走出疫情后的第一年，所以选片恢复到了之前的一个数量。.从选片也反映出确实疫情之后电影业在恢复？.王穆岩：是的，而且因为我们要聊的是中国电影，对于中国电影来说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对于中国电影和中国的电影人来说，甚至电影的媒体或者是电影从业人员来说，今年2023年其实才是从总体上说，中国电影和电影从业人员回到戛纳的第一年，走出疫情，可以重回电影节的第一年。.在入围的华语片中，特别是王兵导演的《青春》这次入围主竞赛单元，而且福茂在宣布时也提到说，这是纪录片再次回归主竞赛单元，您能否谈一谈王兵导演和他的作品？.王穆岩：这不是他第一次入围戛纳，但是他第一次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作为一个非常尊重王兵、王兵和王兵电影的爱好者，我非常替他开心，而且这部电影我觉得应该是今年戛纳所有单元、所有电影里最好的一部电影之一。您能谈一谈王兵导演的这个作品吗？王穆岩：好的，《青春》是一个三个半小时的纪录片，但它其实是一个庞大计划、叫做《青春》的一个最终会接近九个小时纪录片中的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的名字呢，是叫春，但是第二和第三部分并不一定是按照季节来延展，还有其他的名字，这里可以提前剧透给大家。这个第一部分是集中讲述了在浙江织里的一个纺织业比较集中的地区里，在这些纺织和服装加工厂中工作的年轻人，而且说到年轻人的时候，他们是真的很年轻，可能刚刚成年，在二十岁左右，在第一部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都是从安徽和河南外出打工，到浙江工厂工作的（年轻人）。我觉得关于电影标题的变化很好的说明了这部电影的核心表述，和它的为什么会如此的这么动人。据我的了解，纪录片本来叫做《上海青年》，后来又有一段时间叫做《上海青春》，最终王兵导演决定把电影名字改变为《青春》。我觉得这很好地说明了这个电影在项目的发展过程中，它的逐渐演化的一个过程，因为确实这部电影最打动人的地方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年轻的移民年轻工人、男生和女生在纺织工厂中如何地劳作，如何地吵架、如何地产生爱慕、如何地男女之间有吃醋… 各种各样你可以想象到年轻人会发生的事情。但也有他们比较很沉重的工作的场面，甚至还有和纺织厂的厂主谈判的价格的长时间的记录。如果我们仅仅看这部电影介绍的话，我们很可能会以为它是一个对中国现代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记录式的展现。但我觉得这部电影之所以好，以及我觉得它非常棒的一点，就在于它并没有停止在一种对真实的记录，因为看到最后我们会被打动的，真的就像标题里所说的那样，不管有再恶劣的条件，不管有多么艰难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最终战胜一切的是一种青春的生命力和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这不是一种一厢情愿式的、憧憬式的、或者是类似于宣传式的一种表现。这部电影真正让你感受到了它所拍摄的人物中，从他们的生活中爆发出来的一种生命力，这个真的其实是很罕见。.王兵导演之前也拍摄过有关工人的、特别是外出务工工人的纪录片15小时，您觉得《青春》和之前的影片有什么不同？.王穆岩：王兵之前拍摄的关于务工人员的电影有一部叫做《苦钱》。其实据我了解大概是同一时间拍摄，但几年间已经在法国已经上映。我觉得最大区别就在于野心，《青春》会是一部接近十小时的一个长篇幅画卷式的来自一代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区域，我们将看到第一部分大部分人员来自于安徽或者河南，但是在后面的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他部分、来自其他地区的同样年纪的年轻人在这个地方工作，就是整个周边向长江流域集中的一个过程，因为王兵非常看重一个事实，就是他自己的创作，有一个从黄河流域，甚至黄河流域以北逐渐向南，到达长江流域的过程。他自己本人也对长江流域非常非常感兴趣，所以我觉得和他之前的作品最大的区别，应该就是在叙事上的野心和捕捉上、表达上的野心方面的不同。我觉得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第一部分，对于我个人来说，就已经是王兵《疯爱》以来最好的电影。我希望如果我们最后看到第二和第三部分，看到了完整的青春之后，会让大家觉得这是王兵。从《铁西区》以来最好的电影作品。.他还有另外一部作品《黑衣人》这次也入围戛纳的特别展映单元。王穆岩：是，王兵今年有两部电影入围戛纳，而且两部电影非常不一样，这一部《黑衣人》呢，其实是也是王兵迄今为止最不一样的电影，或者更准确的说：最不一样的作品，因为在六十分钟左右的电影其实是一个来自于当代艺术的一个邀约之作，是为画廊所拍摄的。所以呢，它最终的放映渠道不会是电影院。而且整个电影的拍摄方法和处理方式都与王兵之前的电影非常不一样。这部作品是在用两天的时间内，在巴黎十九区一个空荡的剧院内拍摄的一个中国交响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者，他叫王西麟，他的片名叫做《黑衣人》，其实更准确地说可能是“不穿衣服的人”，因为在整部电影拍摄中，王西麟老先生是光着身子参与的。.福茂在当时介绍时也提到这个，这两部片子经过您的介绍都确实更让我们期待。之前的柏林电影节，法国著名导演的影片《坚毅之旅》纪录片获得大奖。您觉得王兵这个纪录片是否有冲大奖的可能？.王穆岩：首先我觉得仅从电影本身来说，我相信它绝对有冲击金棕榈的可能性，而且我们也衷心祝愿王兵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你刚才说，这是中国电影从2009年刁亦男的《南方车站的聚会》后，第一次再次入围主竞赛单元，但是如果从这个数据的角度上再做一个分析的话，王兵的《青春》是19年以来，第一次再有纪录片入围主竞赛单元。那么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戛纳电影节历史上一次有纪录片入围戛纳电影节是2004年迈克摩尔的《华氏911》，而也是这部电影获得了2004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有这样的巧合，我相信我们期盼王兵获得金棕榈，可能并不是一件痴人说梦的事情。.真是很期待！您是否可以再介绍一下其他入围的华语作品有哪些主要的看点？王穆岩：在“一种关注”单元有魏书钧导演的最新作品叫做《河边的错误》。魏书钧导演是一个我特别欣赏的，最近3、4年来开始创作的年轻导演中非常有才华、非常有工作能力和思考能力的一位导演。这已经是他第四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也是他第三次长片入围戛纳电影节。从2020年的《野马分鬃》到2021年的《永安镇故事集》，再到今年的《河边的错误》。我最欣赏魏书钧的地方是在于他的三部长片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对于一个年轻的创作来说，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和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他用不同风格的电影来训练，在不一样的风格中找到自己的导演风格。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和训练。而且他的拍片速度是3年之内已经开了三部长片，而且可能还有其他的长片在等待拍摄和等待完成。所以这样的一个速度也是我觉得非常让人产生期待。他的这部《河边的错误》是改编自余华1988年的同名的一个很短的小说，本来小说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类型化叙事下写出的一个罪案的故事，然后呢，魏书钧通过改编这部88年的短篇小说，又加入了自己对于他所成长和观察的社会下的一些、关于对这个社会的一些想法和判断，完成了一个非常有风格化的类型片创作，而且全篇都是用胶片拍摄。其实对于一个并没有（胶片拍摄时代的人），他成为导演的时候，胶片的拍摄已经是变成是一件很罕见的事情，所以他有这样一个热情和有这样一个兴趣，就用了胶片完成这部电影的拍摄，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